第十七章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中国方面关于毛泽东与马尔罗会谈的报道与此不尽相同，一位读过马尔罗的《回忆录》的读者对作者说:“唯一的麻烦是，毛泽东的谈话很像马尔罗。”马尔罗对此回答说:“难道你希望他像贝当古一样谈话吗?’’

　　安得烈·马尔罗见到了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大出他所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墙上装饰的并不是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传统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少奇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就像一位杂技教练领着他的队员们。

　　马尔罗向刘少奇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递了过去，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则开始同马尔罗及他的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一句话。

　　毛泽东低语道:“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同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1965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眼中，毛泽东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当话题转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此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仅是那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移动。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同盟!”他面带讥讽地说着这组中国字:“你们的，我们的。”

　　直到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离开，毛泽东都没有说一句任何称赞中国形势的话。“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评价是，“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马尔罗会谈的中文记录和法文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对马尔罗看法的矫正比马尔罗记录的有关部分甚至更尖锐。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泽东的诊断注入一些希望，他接过话头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泽东反问。

　　这位自恃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泽东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

　　这位高卢绅士此时本想扮演伏尔泰的角色，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不满，远远超过他在20年代对中国传统观念所表现出的恼怒。

　　毛泽东回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泽东最后对法国客人补充了一句:“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未发。

　　这就是1965年冬天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想主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昂精神又在复归。

　　在离别38年后，他又偷闲重访井冈山。毛泽东填了一首词以抒情。词的开头道出了他前未实现的夙愿。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在《重上井冈山》中也寄托了冒险的向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尽管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挑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

　　直接的阻力来自刘少奇，他和他的会讲英语的大资本家出身的妻子住在毗邻毛宅的一处优雅院落。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和毛泽东相差无几。瘦高、银发，威严有余的刘少奇，于1921年在安源遇见毛泽东之前就已是一个革命者，现在又似乎成了中国革命的首席执行官。刘少奇写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仅在1962年至1966年间就售出1500万册，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销售量。60年代中期的社论都强调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刘少奇选集》的出版亦在计划之中。

　　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甚至对外国人也讲过——刘少奇将成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为了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相一致，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草案，阶级斗争是它的主题。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温和的态度，他视其为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密切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十条》的第二和第三修改稿出来后，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都深深卷入其中。一些基层于部开始怀疑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和自己的适度反对者之间踢的政治足球，毛泽东认为第二和第三稿是形左实右。1965年初，毛泽东又起草了新的社教文件，将原来的《十条》扩充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将矛头明显地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刘少奇不接受《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刘少奇。他有了心仪的接班人。

　　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童子军的首领而不像统率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元帅。他身材比毛泽东矮小，鼻子比一般中国人的大，说话细声细气，总是用一顶军帽盖住他的秃头，军装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他只有57岁，但体弱多病，在公共场合露面貌不惊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尽管毛泽东因军事策略在长征路上曾责备过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1959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彪乐于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怀则不同意。林彪不敢与毛泽东平等相处，彭德怀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罢官。

　　比彭德怀、林彪之间有别更为重要的是，1959年危机过后，毛泽东对党作出了暗淡的结论。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

　　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毛泽东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分裂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有惊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当毛泽东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候，军队却把毛泽东尊奉为主。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明显的分歧。

　　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说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林彪成了中国的克伦威尔，活着的恺撒。他的解放军，是1640年伦敦那种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从1962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大号字体刊载毛泽东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刘少奇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静的，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邓小平劝告毛泽东不要参加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毛泽东则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声明，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生气了:“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说话。一个(指邓)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不让讲话。”

　　毛泽东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国究竟要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复无常。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泽东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不大讲话的人。"这就是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泽东为正在准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长时间的排挤之后，江青怀着极大的不满冲入文艺界。不久，战士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给中国文艺界戴上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成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负责研制核武器)掌权。

　　毛泽东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与他随行。两人在这个港口城市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住就是数月。毛泽东还常去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小住。各省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是为了让他巡视他们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别墅如杭州的刘庄，有不少镂花睡床，风格别具的琉璃楼阁，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桥，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艺品媲美。为讨欢心，省委领导将镂花睡床换成西式床垫，但毛泽东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时带上的特制木床。

　　毛泽东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个月之久，中国人民有5个月不知他的行踪。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备强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到上海是要挑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工具——作为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去反对刘少奇。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剧评，至少，上海帮的成员在11月10日工余时间打开报纸时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岁的上海人，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黯的眼睛。作为剧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编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3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愤然道:“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此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的——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干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他也是想钓大鱼。

　　瞄准北京市副市长，他希望能把若干谴责的血水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有条不紊的治理使北京变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泽东发现北京毫无生气，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国南方人看到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泽东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毛泽东讽刺北京的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厌恶地说，对于“文物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可是，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是最好的榜样，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几台平庸的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就像“穿开档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两种观点必将发生冲突。

　　毛泽东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这绝不会有其他结果，除了战争之外。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而毛泽东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大厦本身并视其为最后成功的官员。这场战争只有毛泽东心中有数。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进度。彭真等人则只是准备面对毛泽东的影子，他们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动证明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