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话说192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宣传部的工作，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参与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24人，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毛泽东、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一个5人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
此前，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毛泽东所说的这种情况也许就是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主席团的主要原因。
且说在1月23日上午，汪精卫、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他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例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等议案作了发言，阐述了他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和李立三等共产党员的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了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还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在“一大”期间，国民党内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如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他们有的是公开进行破坏，有的则在暗中阻挠。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他严厉地指斥这些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张继在会议上继续无理取闹，孙中山一怒之下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不久，在1925年3月27日，孙中山还提议将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开除党籍。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与共产党的合作问题有过3次演说，每次都长达两个小时。他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针对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一事，在讲话中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生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才使“一大”得以顺利进行。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将他亲笔书写的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中常委”，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到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名义全权处理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和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人一起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的党务。执行部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汪精卫为宣传部长，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
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并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挂牌办公。自此以后，各部、处、科室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在上海滩颇有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接触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他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他对这些国民党人也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上层领导人，只是默默地认真观察着，而在同仁之间从来是绝口不谈的。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因此组织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被人们称之为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此外，毛泽东还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并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举行第4次会议，会议提出：“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还要负责向正在筹办的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他不得不日夜操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他还要应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无理挑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