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反奉战争中各方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阐明国民党对反奉战争的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9个口号。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

“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

他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策略，他说：

“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

“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部工作上，一方面积极加入到党内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早在中国共产党“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根据在城市、在矿山、在农村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和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尤其是在关于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再一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他写道：“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最后的结论是：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寄往上海，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他只得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后来，该文又刊登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6期上；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后来，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且说1925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向党内出现的“西山会议派”发起反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中共中央也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

原来早在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等人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这一切措施并没有阻止住林森、邹鲁等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11月23日，由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主席，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与会人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居正、邵元冲、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候补委员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共产党的叛徒），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计13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公然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

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西山会议派”还利用叶楚伧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反击“西山会议派”和由他们操纵的《民国日报》，委派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兼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

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了创刊号。《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刊载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反攻”专栏，发表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逆流。

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毛泽东还写道：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的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创刊号刊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驳斥“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言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西山会议”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毛泽东针对“西山会议派”在反革命宣传中提出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谬论，又分别以“子任”和“润”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7篇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批判右派们制造的谎言及其与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反革命实质。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中说：

“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编写的《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长篇报道。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中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将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全文刊发，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在其它党部的声讨电文前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其中有：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反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为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他写道：

“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

接着，毛泽东在文章中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他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如匕首，似投枪，将“西山会议派”批驳得体无完肤。后来的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条分缕析，光辉四射，像灯塔，如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有“阶级”、不知有“阶级斗争”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