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自珍想到毛泽东时时都要用毛笔写字，行军办公多有不便，就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专门为他缝制了一个很特别的挎包。毛泽东见这挎包里面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袋子，可以分装笔、墨、纸、砚，高兴地说：
“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贺自珍很想多了解一些领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泽东的家事。战争年代，很多革命者都有过与亲人千里阻隔，音讯断绝，生死两茫茫的经历。毛泽东此时正是这样，他已经无法了解到家乡真实的情况了，曾经听到了一些传言，一是说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了，一是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他就如实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诉了贺自珍。贺自珍是一边听，一边叹息，看着这位衣衫褴褛但却神采奕奕的革命领袖，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份浓浓的爱意。
毛泽东虽说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毕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对贺自珍已经有了好感。这些天近距离在一起工作，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对眼前这位能干的妙龄女子，毛泽东也不免产生了怜爱之心。
毛泽东写了又写，贺自珍抄了又抄，两个调查报告总算整理好了。毛泽东看着自己与贺自珍辛勤酿造出来的甜蜜成果，非常高兴。在他一生诸多调查报告中，《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是他很满意的两个。后来，他曾多次提及此事，并说“永久也不会忘记”（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寻乌调查》前言）。
这天晚上，毛泽东让警卫员买来了两只鸡、两瓶酒，犒劳贺自珍。两个人有说有笑吃着夜宵，喝着米酒，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大半夜，二人都微微有些醉意。贺自珍留下来没有走。
次日清晨，毛泽东毫不隐瞒他与贺自珍之间的关系，在吃早饭的时候对身边的人说：
“贺自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隔了一天，袁文才如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袁文才微笑着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了，问道：
“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热闹，毛泽东与贺自珍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也没有举行婚礼，没有摆酒席，没有鞭炮鼓乐，更没有花轿。
此时，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永新，不能来。袁文才头天晚上只通知了王佐、龙超清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等人。他们一早便来到象山庵，向毛泽东贺喜。
伍若兰，1903年3月出生于耒阳县城南九眼塘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8岁入私塾，12岁入耒阳县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和毛泽建同班读书，结为挚友。1925年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1928年2月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她当选为妇女界联合会主席，此后便认识了朱德。伍若兰泼辣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德赞赏和喜爱，经县委负责人介绍，同朱德结为夫妻，成为朱德的第5任妻子。伍若兰脸上有麻子，而朱德则留有胡子，朱德戏称他们夫妻是“麻麻胡胡”。老战友们一起聚会也免不了要说笑戏谑一番。部队中流传着一首笑料性的歌谣，说是：“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总指挥。”后来在湘南暴动失利后，伍若兰随军上了井冈山，先后任第4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运科长、4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
闲言打住，且说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了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留守处的指战员们，也有数十之众。大家围着几张方桌，吃着袁文才、王佐带来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类的东西，一边吃，一边说笑，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数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龙超清和伍若兰等人留下来吃中午饭。他们喝着袁文才带来的米酒，又轮番向毛泽东、贺自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贺自珍和毛泽东结婚后，要毛泽东为她另取一个名字。毛泽东说：
“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
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贺自珍将“自珍”二字写作了“子珍”，一直沿用到老。此事因历史记载不详，致使不少人不辨时期一律写作“贺子珍”，虽属小误，倒也情有可原。笔者也无法查证贺自珍改名的确切时间，因此借她请求改名一事，在下面亦将“自珍”写作“子珍”，为避免误会，稍作说明，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且说毛泽东在婚后谨言慎行，很少与贺子珍一起出门，一起散步，在公共场合也很少一起行动。有一次，毛泽东要去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要贺子珍送送他。僻静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行人，马夫在前面牵着马，他俩在后面跟着，一边走一边聊。正行间，毛泽东突然说：
“我先行一步，在前面等你。”
贺子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莫名其妙。她走不多远，迎面遇到了一个拄拐杖的伤病员，再往前走，果然看见毛泽东在前面等着她。毛泽东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他们在象山庵又住了两天，毛泽东因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部队，就告别新婚妻子，独自去了永新。
5月下旬，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干部们向他汇报说：
“以前老表们有赶圩的习惯。在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和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袁文才，就督促县政府在宁冈的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
大陇位于宁冈县南面，离遂川、酃县、茶陵都比较近，确实是开设圩场的好地方。毛泽东听了大家的介绍，便说：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比如在大陇开辟圩场，沟通城乡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生产问题的话，那么，在敌人势力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情况下，割据地区势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决定在大陇开辟一个红色圩场。会议推举出由5人组成的筹建委员会，专门负责开辟大陇圩场。
后来，大陇圩场在7月15日正式开圩，规定农历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为逢圩日，每月共9圩。大陇圩场的开办，方便了宁冈周围几县的农民。每逢圩日，他们携带各种农副产品，从四面八方赶到大陇，公平交易，互通有无，加大了根据地内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生产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够运出去，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布匹、西药等也能运进来，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又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食盐随着敌人的封锁日甚一日，圩场小商贩们运进来的越来越少了，价格也越来越贵，边界党组织和政府除了设法从白区秘密贩运食盐外，还发动根据地人民自己动手熬硝盐。
熬制硝盐的原料是老房屋、厨房甚至是厕所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老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又苦又涩，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且说在5月底，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枪械严重不足，给养困难，在开源的同时又提出了节流问题。他和朱德、王尔琢、陈毅等人研究决定：取消第4军师一级番号，保留第28、29、31、32团及教导大队，第30、33两个团由黄克诚及各县干部带领返回湘南，坚持地方斗争。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被服问题，委派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从革命军战士中抽调了十几个会缝衣服的战士，又从农村请来了一批裁缝师傅，在宁冈桃寮村的张家祠办起了边界第一所被服厂，由余贲民兼任被服厂厂长，改变了原来把打土豪得来的布匹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给工资的办法。为统一部队服装的颜色，被服厂还专门抽调了几个人，办起了一个小染坊，用茶籽壳、黄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购买靛青把布染成蓝色。
5、6月间，工农革命军又在塘边村办了一个修械所。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第4军指战员要很好地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宁冈县第3区第8乡工农兵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号召翻身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布告中说：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时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边界各级政府为了解决劳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难，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发动群众互助耕种；还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农具的换工互助；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1928年6月初，农村进入了夏收时节。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4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指示，以连排为单位，到各地支援农民群众夏收。他也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天未亮便出工，帮助农民割禾，天全黑了才收工。
塘边村在第31团部分指战员帮助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稻谷全部收割完了。群众称赞说：
“工农革命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既会打仗，又会搞生产。”
6月14日，毛泽东与贺子珍、谭政等人第3次来到永新西乡夏幽区的塘边村。贺子珍身穿灰军装，打着绑腿，一身戎装打扮。
有史料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塘边村结的婚，其实这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版本。有材料表明，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第3次来塘边村是在他们新婚后不久，永新县委书记刘珍、副书记王怀与夏幽区区委书记胡波等人相邀一起去毛泽东的住处贺喜。胡波在“永新暴动”后曾与贺敏学一起坐过牢，还曾在湘赣边特委青年部工作过，与贺子珍、毛泽东也都很熟悉。刘珍说：
“毛委员与贺子珍结合可是咱根据地一件有影响的事，听说他们在宁冈没举行什么仪式。这个仪式可不能少啊！”
永新的旧习俗是新郎、新娘结婚，要到祠堂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否则别人就不承认他们是正式夫妻，新娘日后要遭人耻笑。王怀是个性情爽快的人，一听就高声说：
“我赞成这个主意。贺子珍是我们永新妹子，她父母逃难到吉安去了，她的终身大事当然要我们为她操办，结婚仪式在永新举行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胡波笑着说：
“你们的意思是想在塘边给毛委员、贺子珍举行个仪式，算是他们正式结婚，对吗？”
刘珍点点头，说：
“现在我们搞工农革命，不兴老一套了。不过，我想结婚搞个仪式还是可以的。”
他们一路说笑着来到毛泽东住所，先是向毛泽东、贺子珍道喜，然后提出要为他们搞个结婚仪式。贺子珍是土生土长的永新人，知道永新习俗，见刘珍、王怀等人如此盛情，深受感动，红着脸说：
“我随便，你们问他吧！”
说着瞟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已知贺子珍的意思。他是个豁达之人，笑了笑说：
“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你们要搞，我这个郎婿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刘珍等人见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便满心欢喜地去准备了一番。结婚仪式就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按永新习俗，两个塘边的姑娘给贺子珍当伴娘，刘珍做主婚人。来参加婚礼的乡亲很多，结婚仪式举行得既简单又热闹，厅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乡亲们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唱了《国际歌》。
乡亲们第一次见新郎新娘在婚礼上唱《国际歌》，觉得很是新鲜，所以在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事。也正是由于这个“补办仪式”，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结婚的说法，便流传甚广。
且说在“补办仪式”后，毛泽东把31团团部的指战员分成几个武装工作小分队，到塘边和邻近各村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展党员，先是成立了塘边乡党支部，随后又成立了塘边乡工农兵政府和厚田、夏幽区工农兵政府。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村处理了几件事后向三房乡走去，要去参加一个干部会，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挡住了去路，童声童气地问：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
“有路条吗？”
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说：
“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
“没有路条不准过去！”
毛泽东笑着说：
“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
一个儿童团员把同伴拉到一边，悄声说：
“哎，看来是自己人，让他过去算了。”
“不行！乡干部经常说，毛委员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
“对，听毛委员的话！”
两人意见一致了，回转身问毛泽东：
“还有别的证件吗？”
毛泽东摇摇头。一个儿童团员说：
“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苏维埃去一趟。”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
“好嘛！你们就派一个人同我到乡苏维埃去吧。”
到了乡苏维埃门口，那个儿童团员才知道他们盘查的人就是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赞扬他说：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此时在塘边村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爱唱山歌的永新汤溪姑娘李右莲对毛泽东说：
“我要请毛委员去我们那里打土豪，汤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一个人能打尽世界上的土豪吗？要打尽天下的土豪劣绅，还得靠你们自己，靠广大劳苦群众。”
他让李右莲和另一个姑娘在一旁坐下，接着说：
“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歌。”
说罢，就一句一句地教两个姑娘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泽东一句一句地教唱，又一句一句地给她俩讲解《国际歌》的词义。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打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依靠中国农民打败了蒋家王朝，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他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王”。和毛泽东相比，那些要依靠“焦土战略”把农民变为无产者，用惨无人道的方法促使他们站到革命一边的“左”倾主义者们，又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