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话说193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此时任中央局秘书长。原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曾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对他们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博古看中了下萧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所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
毛泽东住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大门前边有两株连根的百年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有一口水塘。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那水又浑浊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说：
“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
老表说：
“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便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第二天，他带着工作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身边的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里来，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因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边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
“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不久，毛泽东便带领战士们打好了一口水井，可这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井里的水。毛泽东又带领战士们另选一个地方打了一口井，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结束了食用脏水的历史。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宣布决议的会上，当众缴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不久，邓小平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5月中旬，邓小平被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要到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不久，他向王稼祥提出，想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在8月间被调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负责主编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第5次反“围剿”中，他主编的《红星》报大力宣传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销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副部长贺怡也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销了职务，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出面说情，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因此，贺焕文夫妇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干了。贺怡的老爹老娘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改为收发员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不罢休，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此话传开后，许多人有了顾忌，再也不敢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连累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了。
还有一个人的下落借此机会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部3纵当战士，3纵扩编为红6军9师后，他成为一名小司号员。后来9师又改编为红3军，长征前改编为红1军团1师。长征期间1师师长是李聚奎；政委是黄甦。贺敏仁所在的团先于军委到达毛儿盖。有人报告师政委黄甦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黄甦立即派人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的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发报还要先充电，黄甦等不及了，便下令将年仅17岁的贺敏仁给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它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那里，她很震惊，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
后经查证落实，贺敏仁只拿了100多个铜板，折合银元还不到1元钱，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数十年后，电视剧《长征大会师》的那些颇具特色的编导们，竟然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是由毛泽东下令枪毙的。如此不负责的胡编乱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心杜撰，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形象呈献给观众，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严重亵渎！
再说在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直接控制红1方面军，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工作。
5月间，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局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这5月份，谢觉哉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他便深情地说：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
“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此后，谢觉哉便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文中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
5月3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在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的全权代表少将冈村宁次签订了“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