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中还宣布，将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性文件，发到基层去。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决议错误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地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二字了。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

“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这才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

“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曾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且说陈毅在发言中还说：

“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

“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

“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

“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后来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陈毅曾对李富春说：“散会（指第2次宁都会议——笔者注）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第2次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革命和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了“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

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

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

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

6月21日，查田运动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大会宣布：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

6月25日，毛泽东在叶坪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此前，查田运动风声一起，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

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他在大会上重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作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他特别强调：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份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份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他还强调说：

“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1933年7月1日，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发布命令：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委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瑞金。两个大会到会人员相同，有省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这两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他感慨万分。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