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在博生县召开了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8月14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红星》报第2期上发表了2000余字的《吉安的占领》一文。他以轻松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回顾了红1方面军红1军团和数万工农武装在1930年10月4日攻占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勇猛作战的精神。在总结吉安战斗的经验时，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此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特别提到这次作战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1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占吉安的胜利。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左”倾中央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与敌人硬拼的不满。文章一发表，立刻在红1方面军的1、3、5、7军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尤其是那些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战士，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屡战屡胜的岁月，他们都盼望着毛泽东能够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
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
是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
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观点。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说：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地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
“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但是，毕竟是中央的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
“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评。他写道：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地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终于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差，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做斗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33年5月4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支持毛泽东的有关人员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此以后，在反“罗明路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了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的口号，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点名批判了187人，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33人被撤销职务。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一方面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做好苏维埃的工作，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