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骂他们是“纵匪西窜”，严令李宗仁、白崇禧“速以大军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又重新调回5个主力师回防堵截红军。

至此，蒋介石的铁三角又猛烈的收紧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的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而由东向西冲过来的则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就在28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总攻击令，乘红军“半渡而击”。湘军第1路由全州向觉山铺地区的红1军团红2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攻，与红3军团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湘、桂两军在蒋介石调来的大批飞机的支援下，相互策应，企图夺回中央红军的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国民党军队用几百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加上飞机轰炸，把红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炮火每一次延伸，成营成团的部队就向红军阵地轮番发起冲锋。一时间，在湘江至潇水100公里内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是枪炮轰鸣，人喊马嘶，昼夜不绝。

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的湘军。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主要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说法是：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红3军团所属的红5师，原是由红7军所编成。他们负责坚守在灌阳附近距离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中革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红5师阻击的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15师的一部。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就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他现在要以1个师对付近3个师的劲敌，困难可想而知。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一起来到红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

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杨柳井一线阵地。白崇禧感到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哪儿来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的部下报告说：是彭德怀3军团的5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暴动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说：

“真是冤家路窄啊。”

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李天佑才奉命将阻击任务交给红6师，率红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这一战下来，红5师伤亡的人员多达2000有余，将近占全师的一半人马。

此时在红1、红3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也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与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待机渡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脸色发灰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军衣或便衣，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光着头。江边上到处散乱不堪地扔着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担架、各种书籍、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从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各种物品。河滩上布满了人体、马匹的残骸和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2米多深的弹坑旁边，竟然躺着30多具尸体。许多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一动不动，多数人却在那里痉挛、哼哼、呻吟。

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着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雨点似的向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飞机刚一飞走，红军的工兵部队就冒着枪弹抢修浮桥。浮桥刚刚架好，工兵们还没有爬上岸，飞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混合着尸体，在波涛中沉浮，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

在整个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漂浮着一匹匹战马的尸体，漂浮着一顶顶斗笠，漂浮着很多散乱的文件和书页，也漂着一页页“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毛泽东随军委第1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了。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1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3万余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多达7000余人。

在此战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1军团减员不少。红9军团伤亡大半。红3军团第18团整整1个团被国民党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5军团红34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民党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8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1000余人。

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

“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有历史评论家说：湘江战役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事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排斥的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人们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刘伯承也曾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的博古，也感到了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突破第4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正是：三人年少气如虹，纸上谈兵敢称雄。

忍看满江血如碧，湘水便是赵长平。

欲知中央红军余部前途如何凶险？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请诸君重读一下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前的3次建议。他在宁远时建议说：“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他在11月21日建议说：“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桥头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北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他在11月23日建议说：“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这3个建议的基本点，都是要改变中央红军转移的方向，摆脱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另选战场，打破围剿，重回中央苏区或在湘中另建根据地。这无疑都是正确的，是一条阳关道。而掌握着中央红军命运的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却置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于不顾，非要走独木桥，这种近似愚蠢的决定，最终葬送了数万红军指挥员鲜活的生命。历史上这一类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颇多，领导者实为犯罪，可人们往往以错误论之，实在是太宽恕了。

关于此一时期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军事指挥问题，本传前前后后提供了不少必要的信息，后人实在是有弄明白的必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李德，完全是鉴于党内的情势（那些犯错误的人不是留苏的便是留法的）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该是揭露那些历史事件真相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