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对他们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及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说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以及白区和其它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极力为他和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严重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周恩来也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
张闻天开始讲话了。他手里拿着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在第5次反“围剿”中和在突围路上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伍修权曾经回忆说：“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言，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上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
毛泽东的发言大约讲了一小时。他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说他们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说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他说：
“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他还批评李德说：也不问走的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1、2、3、4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说，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线出击。第三个错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19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四个错误，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说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地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博古和周恩来讲话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事实上这是主要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集团中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马上表示反对。他狂妄地对毛泽东嚷道：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道：
“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毛泽东又转对大家说：
“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朱德在发言中说：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他说：
“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发言的。他很气愤地说：
“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这些细节，是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过问的。”
林彪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就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
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也对李德提出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彭德怀发言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人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因为此时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的红3军团红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彭德怀必须马上赶往前线指挥，所以他在会议刚开了一半，就走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毛泽东卧室见到了正在感冒发烧的毛泽东。毛泽东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仍然认真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说：
“5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却连连失利，大家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毛泽东说：
“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1月16日晚，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
由于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让李德参与，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就处于没有发言权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烦意乱，显然不乐意再给李德当翻译。所以他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当他明白过来之后，马上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说：我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应该说，李德的辩解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可他哪里懂得，中国人行事为人之法的奥妙哦！
至此，“左”倾教条主义的营垒已经彻底坍塌了。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下一步行动方针被会议所接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目前提出的方针。他们还建议说：中央红军还可以北渡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说，四川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比较富裕而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靠两条腿走路的红军在行动上占了优势；二是四川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补充兵源。
会议采纳了聂荣臻、刘伯承的建议。
周恩来也建议说，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
1月17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请注意，遵义会议决议中说得明白：“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从历史上看，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开始，一直到红军战略大转移，在党内分工中始终就是最高军事指挥者（本传在前边各个时期党内分工都有标明）。但在诸多历史资料中，对周恩来在“三人团”的职责均有讳言，或者语焉不详。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出于革命策略，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只清算其军事错误，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及其它；对于军事错误，也是只批李德，尽可能地不涉及他人。于是，与会者便随声附和，众口一词，矛头直指李德。翻译伍修权也不愿意多翻译了，弄得李德这个老外一头雾水。尽管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也无人理会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恩来才奇迹般地保住了他原有的地位，再一次地被确定为“军事指挥者”。
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作出决定后，发言说：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刘少奇因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销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会议结束后，凯丰还对博古说：
“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恩来等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
“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参加突围的徐特立、谢觉哉得知遵义会议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异常兴奋。徐特立说：
“从此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谢觉哉高兴地说：
“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22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4团，收到了红1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少奇和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5军团红37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遵义会议犹感不足，他们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不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后来还有人曾私下里问毛泽东：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就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
毛泽东解释说：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遭受批判和排挤长达4年之久。在这整整4年里，他从不颓废，不让步，坚持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间断地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此种毅力、坚韧和苦斗精神，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遵义会议前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和理解毛泽东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深、奥妙的政治策略。他团结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引导遵义会议集中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为了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试想，如果连政治路线问题也一块儿清算，那就必然会涉及到许多人。那样的话，遵义会议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政治路线的账不是不算，只是时机不到，毛泽东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这个谜底到了延安整风之时才算揭开了。
另：关于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问题，有一个史料说，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由此，邓小平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话是真是假，成了人们数十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1、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后来陈云证明，中央档案馆在复函中所说的“一件未署名的材料”，是他根据遵义会议上的记录所作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请参看《陈云文选》第一卷。原件曾保存在莫斯科。）
以上两个材料都涉及到了中央办公厅及其主任杨尚昆，那么，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杨尚昆是怎么说的呢？他在1984年10月26日答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杨尚昆陪同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杨尚昆的答记者问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相互印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除此之外，再看看下列事实：在反“罗明路线”时，邓小平在苏区的最高职务是一个中心县委书记，作为“邓毛谢古”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打压后，被一降再降，到一个区里当了一名巡视员，后来随军参加了长征，但并没有被平反。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王明路线的受害者都还没有得到平反，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邓毛谢古”集团首要分子邓小平怎么就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呢？再看看《邓小平年谱》记载，到1935年6月，邓小平才被调任为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其地位与“党中央秘书长”相差甚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