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 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是日晚至次日，东北军两个师撤离延安，红军81师进入延安，接替了东北军的防务。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尧，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指示中还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做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月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