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了使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个正确的认识，专门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
“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有人担心地问：
“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此前，毛泽东鉴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回到部队中去。所以他又对这些即将奔赴前线去的学员们说：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4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听说有些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的人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便话头一转，又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他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是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对内发了一个《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中说：
蒋介石、宋子文接受抗日主张与释放蒋介石，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10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10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3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3字改为革命派3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10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君不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请看后面详述。
东方翁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真理报》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一怒之下，他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又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亦步亦趋；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共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又要坏了大事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