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红军大学在延安举行第2期开学典礼，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任主席。

这第2期分为14个大队，共有学员1362名。其中有红军干部753人。这些红军干部除少数团级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加上甘肃庆阳“抗大”步校1400多名学员，第2期共有学员2700余人。

抗大的教员阵容也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著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电文中所说的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1月20日从甘肃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在率部突围时，董振堂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下旬，由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李宗仁在西北的特使刘仲容欲回广西不能，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便来到了延安。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今桃江县），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他回国后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成为桂系的智囊人物。

毛泽东邀请刘仲容到家中做客，在谈话中孜孜不倦地向他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还对李宗仁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他说：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只要包括广西当局在内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了刘仲容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勉励他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并劝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

此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刘仲容关怀备至。毛泽东讲课，刘仲容都去听，地方上开会，也邀请他参加。到4月间，毛泽东派人送刘仲容回广西，并告诉他：

“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

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带上，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

1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1892年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的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她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她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在红1军团司令部受到左权、陆定一热情接待，还见到了她在上海时期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丁玲一回到延安，下午便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当红军”。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直到晚年她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就是在这一次会见时，毛泽东曾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丁玲。后来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好友胡风，嘱胡风代为保管，这才使后人能够有幸看到这首著名的词章和潇洒飘逸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2月间，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的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此后的一个时期，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再说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最吸引她的正和斯诺所写的一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的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可是后来，史沫特莱却是这样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决定在午夜去拜访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了一个黑乎乎的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一堆堆书籍和文件报纸，也照着低矮的窑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正好处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块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窑洞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洞中的景物显得阴森美静，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那颀长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姗姗走来，大声说道：“欢迎，欢迎。”说着便伸出他那修长、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互相打量着对方。毛泽东有一副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的倜傥气质和洞中阴暗的景色极不适应，以至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1月30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从绥德接回延安，准备为这位老战士举行60大寿庆祝会。他还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地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不是处处表现自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这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这一天，朱德也提前为徐特立祝寿发了一封贺电，电文如下：

徐老头，你是一个革命职业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耐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建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气习，嗜好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

你为得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本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去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党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

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

此祝　徐老头万岁！

朱德

这天下午，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他们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得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点评道：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徐特立的窑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提前一天为老人“暖寿”。毛泽东送给老师一盒寿糕，盒子上有他亲笔书写的6个字：“坚强的老战士”。众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长寿面”。

1937年1、2月间，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对冯雪峰等人主持的鲁迅治丧工作给予了肯定。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60大寿特刊，刊发了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题词。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从瑞雪纷飞中来到中央会议厅，参加中共中央为徐特立举行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会祝贺。

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交谊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给徐特立60大寿的贺信，绝不同于一般的祝寿应酬之作。贺信开首3句话“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便开了历史的先河。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紧接着，毛泽东从8个方面赞扬了徐老“特立独行”的高贵品质，并相对应地揭露和批评了叛党投敌、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本来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心里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以脱离群众为快乐、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只愿意拣轻松事做和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等等丑陋现象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目的是以徐特立为榜样，在陕甘宁苏区大局初定之后，给延安各界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杆——“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并在党政军内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教育运动。从历史上看，在相对稳定的新形势下开展这种思想教育运动，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说明了毛泽东处理事务的前瞻性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