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项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正式确定：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工作。同时还分批派员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动员、指导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指挥部队向安徽歙县岩寺集结，筹备各种军需物资，建立新四军兵站。
1月6日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来到延安访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接待了他，并为他设宴洗尘。谈话中，梁漱溟问起他这次专程来延安拜访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张闻天介绍说，毛泽东既是书记处书记，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每天要处理的事务都非常繁杂。他的习惯又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要见他只能安排在夜间。
是日傍晚6时许，梁漱溟便被人引领到一处地方来拜会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去杨怀中家，常常见到一个高个子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未互通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也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他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就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其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1920年，梁漱溟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他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他就成为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也随之成了参政员。
梁漱溟着实没有想到，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20年前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同龄的湖南高个子青年。他望着眼前的毛泽东，顿时产生了一种老熟人重新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热情的笑声，更使他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间化为乌有。
他们这第一次谈话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而是被安排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时分天已擦黑，工作人员掌上了灯。时值隆冬，延安的气候非常寒冷，屋里却显得异常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二人叙旧已毕，谈话转入了正题。梁漱溟首先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到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只是抽烟，喝水。等梁漱溟说完了，他面露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说：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他又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他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他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梁漱溟又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索性将自己对中国建设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毛泽东等他说完了，强调说，在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则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与梁漱溟长谈了7次，据梁漱溟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8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6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1月7日，毛泽东与梁漱溟进行了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的。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梁漱溟称这次长谈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他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息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他们的争论虽然激烈，互不相让，但二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后来在《访问延安》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还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情形：“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像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东方翁曰：从上一章末到本章讲述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比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更艰难，更具有危险性。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共中央首先占有领导地位的优势，其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战胜一个拥兵自重的莽夫，虽有惊险，但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完全的把握的。而这次同王明的斗争，毛泽东除了智慧，就没有其它优势了。一是王明打着国际旗号，二是党内大多数领导成员都站到了王明一边；更要命的是，张闻天竟然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毛泽东好不容易不动声色地同王明打了一个平手，周恩来又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长江局里的政治局委员就有5人，使王明实际上拥有了第二中央。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继续让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像以前将王稼祥送去苏联治病一样，决定将任弼时派到共产国际任职，争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期实施绝地反击。实际上，毛泽东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斗争是终其一生的大事情，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党内斗争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