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议案》中写道：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瞿秋白、何叔衡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为被“左”倾错误路线杀害的旷继勋、曾中生、刘士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平反昭雪。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政治局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那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像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
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与会者进行了会餐。
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兴奋，同大家谈笑风生。他和王稼祥等人在回住处的路上遇见了朱仲丽，便把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说她是湖南故人之女，萧劲光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医生。就在这时候，正好王明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
“小朱，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老板呀？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尚未说完，他自己已经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人也会心地笑了。朱仲丽见众人这样乐，不明就里，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这次路遇，毛泽东的特意介绍和朱仲丽的言谈举止，给王稼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没过多久，王稼祥就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就非常高兴地跟着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的，他们更加熟悉了。又过了几个月，王稼祥突然问朱仲丽：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此时的朱仲丽虽然已经爱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终于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了。
且说贺龙在六中全会结束后要回晋西北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1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2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他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便移至毛泽东的住处开了，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可他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大家的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曾经戏称其为“开明君主”。他还曾经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为毛泽东能理解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这个时候，张闻天在党内的分工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此后，边区党委副书记兼中央统战部常委王观澜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两个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新任中央统战部长王明也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
第二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支支吾吾地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此时为什么还要挑王观澜的刺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二人就结成了冤家。那时候，王观澜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被王明视为托派分子。而今王观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自然就成了王明的眼中钉。不久前，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就因为在“边区”和“统战区”有无区别，发生了激烈争论。王明武断地说：“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是指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二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气愤地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王明见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闻知此事，进行了干预。他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王明再也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王观澜以前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此时因为劳累过度还经常发作。毛泽东关切地问他：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末了说：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武汉会战问题，请读者注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他在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曾暗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他在10月7日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说：“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果不其然，事态发展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未雨绸缪、应对事变，的确是超乎常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