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续范亭，他写道：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总工程师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中午时分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午饭后，二人稍事休息，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住处。

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沈鸿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抗战8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此，他3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

1943年1月1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的。

毛泽东、朱德莅临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1943年胜利在望。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及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随后，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1943年底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枣园居住。

这枣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这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枣园成为中央社会部的驻地，遂改名为“延园”。后来枣园旧址的大门石柱两侧一直保存有康生所书的“延园”二字。

就在毛泽东移居枣园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电影纪录片《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已经拍摄结束了，摄制组认为大生产运动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在纪录片中应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为此，摄影队长吴印咸便到枣园请求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吴印咸感觉窑洞内太暗，就在窑洞外架好了摄影机，请毛泽东到窑洞外去写。毛泽东在两张长210毫米、宽160毫米的白色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过程全被吴印咸拍摄了下来，编辑到了电影里，并将这部纪录片改名为《南泥湾》。

后来在2月4日，《南泥湾》在延安首映，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轰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随着影片广为流传。

1月5日，毛泽东向陈毅、饶漱石发去《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电：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军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他在第三个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第一部分“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说：

“中央这次重新审查1935年的陕北‘肃反’问题，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不应由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来负主要负责。自然戴、聂二同志是那次错误的肃反政策之坚决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应该受到一定的处分，但主要的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负的。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把陕甘边的26军的高级干部逮捕了许多，并杀害了200以上的优秀干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革命中的罪恶。产生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当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而陕北的这种错误肃反也就是由于他们执行并发展了这种‘左’倾机会主议错误路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两个党性很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高度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自己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因此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敌人斗争的性质。当时他们所用的政治资本，就是反对所谓以刘志丹、高岗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经过这次高干会议检讨的结果，认为当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路线不仅是没有错误，而且是从实事求是出发的一种正确路线。”

“在1937年5月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感觉到高岗同志是陕甘宁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应真正拥护的领袖，从高岗、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的具体工作中看出他们是有能力的老干部，从那时候起，中央已经认为这些干部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在全边区党中是有威信的。因此，在后来的边区党委以及以后组织的边区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岗同志都担任了这些组织的书记。”

“这次高干会对于陕北党历史问题的检讨，高岗同志作了正确的结论，这不仅对边区党、边区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带有全国全党的性质，因此，对于全国的党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饶：

4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