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后来，班威廉夫妇到了国统区，他们在敌后根据地两年间所写的笔记、保存的报刊文件均被国民党特务烧毁了，只留下一本日记，他们便根据这本日记写成了《新西行漫记》一书。关于此次会见，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1月9日，毛泽东请在重庆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话剧剧本《虎符》。《虎符》是他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釐（音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京剧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看完演出，毛泽东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电：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4同志：
一、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地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6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地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6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6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20%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地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什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地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 子敬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曾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向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总部、新四军、129师、五台军区、120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地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3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地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
“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115师与山纵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115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发表了讲话，“关于路线学习”，他说：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18亩），能产6石粮食，4石归公，2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1石5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4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4军12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