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和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10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他写道：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笔者注）申陷电，你们酉冬转来于酉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770团、警2团约千六百人，11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4县，山西之垣、平、芮3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60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5%至7%，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北局转皮徐）。

中央 酉寒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

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5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毛泽东在这个电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号。此后不久，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3支队（又称第3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3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四师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指韦国清、吴芝圃——笔者注）：

一、4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4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丘、宁陵、柘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央

10月22日，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又叫白修德）来到了延安，他通过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人们难得一见的更有说服力的关于此次延安之行的珍贵历史资料，本传不忍舍弃，特摘录于此：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10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

“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至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一一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都逃不过其影响。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

“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