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6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3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作‘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36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90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9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作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10年8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作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3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的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24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参看《毛泽东选集》）。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全文。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