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写道：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即宋时轮——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7日
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李维汉、邓小平、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8人组成，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周邓陈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 1953年1月15日
原来，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即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而且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1月9日和1月11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毛泽东正是通过报纸报道和向明等的报告，才了解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两个副总理以及财政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等擅自出台了一个未经中共中央讨论的深受资本家们热烈欢迎的新税制，这才写了上述那封信。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反复看了数遍，感到问题严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方法。他写完信后，把薄一波找了来，说：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
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据他自己说，“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感到信中“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沉默了半天，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看来，问题严重了。”
周恩来接过信，说：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的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作了汇报，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
“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
“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的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据薄一波回忆说：后来在“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再说1月17日晚上7时，从武汉到达北京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
1月22日，原第1野战军第1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辖第1师、第2师、第7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隶属第19兵团（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1月30日，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请了15天假回山西盂县探亲。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来，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亲自为李家骥拟定了调查提纲，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另外，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摆架子，这样就不好办了。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后勤学院李院长（即李聚奎——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31日
1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的改组”的提法，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它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介石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2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54军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入朝参战，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后隶属第20兵团）。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4日，毛泽东在转给聂荣臻和黄克诚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聂黄：
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空司、防司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
毛泽东 2月4日
2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1952年10月8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
一、为适应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其有关计划业务，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东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应一律改为财经委员会。
二、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应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综合编制全省、市的地方国营工业、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农业、林业、水利、手工业以及属于地方经营的其他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并负责编制必要的地区性的物资和劳动平衡计划；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总结先进经验，积极推动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保证各社会经济成份逐步按比例的发展和协调。
三、在目前各大区的财委仍应负责汇总省、市报送的各种计划，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
四、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应由财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大区、省、市按照工作繁简在财委原有编制外，另设包括30人到50人的计划局或处，分设若干计划组进行工作，受同级财委及上级计划机关的双重领导。专署、县的计划机构的编制待5月全国编制会议决定。
五、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之国营企业和文教部门所编计划，除直接报送主管上级外，同时应将计划副本抄送大区的，省、市的计划局或处，以便大区、省、市综合编制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
六、为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在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机构，各级统计机构的编制各级党委应按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规定，迅速把干部配齐；各大区、省、市的统计部门，应受各该级财委指导；各级统计部门应经常供给各级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中央 2月13日
2月13日是除夕，毛泽东吃过年夜饭，对叶子龙说：
“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
2月14日，卫士李家骥从老家山西盂县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父亲的病情，接着又汇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李家骥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的痛苦，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家骥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为了给他治病，老乡3次赶着马车进城请医生都没有请来。毛泽东“噢”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李家骥说：
“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放下笔，对李家骥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能否写个材料给我看？”
李家骥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他掂量了好几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他主动问李家骥要了几次，李家骥没办法，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毛泽东将李家骥的材料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鹤滨。李家骥一见就要要回来，王鹤滨不给，李家骥想抢也没有抢到手。王鹤滨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主席有批示，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王鹤滨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家骥调查报告的批语，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李家骥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有些重要的话，他还划了曲线或双曲线。材料上没有标题，毛泽东加上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这样的标题。材料后面没有落款，毛泽东又写上“李家骥”3个字。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他写道：
“写得很好，希望全班传阅，但有些错别字。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组织卫士趁探家之际搞调查研究，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于1953年1月15日关于新税制的信以及新税制出现的过程，请认真一读。联系刘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的讲话，再联系反高岗斗争的起因、高岗自杀等过程，以及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反冒进”、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等等矛盾和斗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基础，历来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党内反复出现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方面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罔顾历史事实，把这一切矛盾和斗争，统统归结为毛泽东生性好斗，的确是毫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