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此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
李银桥说：
“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李银桥说：
“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摇头，说：
“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李银桥说：
“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6年12月4日
毛泽东又附笔道：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以下略）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现存的《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书写的。后来在1957年1月由《诗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晚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毛泽东问：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毛泽东问：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好，还是集中喂好？”
时间已到了晚上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下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20%、60%、20%。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25%，中间的占50%，落后的占25%。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25%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地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了哪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上旬一连召开3次民建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大、中、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拿年息5%利率方面的顾虑。他一再说：“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后来，在原定的7年付息后，国务院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次延期。两次延期又是7年。直到1969年9月（前后共计14年），最终停止了支付定息。这的确是一个讲诚信的好榜样！人无信无以立身，党无信无以立业。后人应当好好学习老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