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康生有个“发明”，叫做“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住在他家隔壁的张闻天曾为此同他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对康生把那么多干部，特别是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整成“特务”，张闻天很有意见，当面问他，知识分子中哪来这么多特务？向他严肃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为追求真理而来的，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一些，但社会关系复杂并不等于他本人就有问题，而正好说明他们是“叛逆者”。康生当时拿来所谓“防奸经验”材料，张闻天看后明确表示不相信，说这里面可以看出许多是假的，是被逼出来的，而康生则硬说是真的。

经过一番争辩，张闻天知道跟他说不通，便把个人的意见反映给了任弼时，这样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才得以制止。这件事康生记恨在心，并在庐山会议上进行报复。

五十年代北京景山后街住着毗邻的两户党的高级干部，这两户的主人一位是历史上曾任党的总书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而另一位就是当年在延安倚仗权势大搞“抢救运动”、解放后长期“养病”的康生。两家虽然一墙之隔，却很少往来。起初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他们两人在党的八大上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可是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两人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张闻天因在会上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沉冤十多年直至去世；康生则因善于投机、耍弄阴谋，而再次攫取高位，最后升至中央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四十多年过去了，张闻天早已得到中央平反，而康生则是死后被开除党籍。现在查明，张闻天的冤案固然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关，而康生在其间的推波助澜，也是冤案升级的重要因素。

张闻天冤案所列“罪行”中最荒唐的一条是：“里通外国”，这是一条完全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为了给这个罪状提供“证据”，康生造出一个同“苏修”勾结的“郭肇唐事件”。

郭肇唐原本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张闻天很早就与其相识，后来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二人又成为同窗学友，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大教授”。学成后不久，张闻天回到国内，郭则留下，成了苏联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遭到迫害，被送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十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获释放，被安排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1957年周总理访问苏联，郭当面向总理提出想回到祖国看看，总理当即表示欢迎。经过国内的正式邀请，郭于1957年、1958年先后两次来华，均受到热情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有过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学都纷纷前来相聚，畅谈过去，共叙友情，张闻天也不例外。

而郭和张最初的会晤恰巧是经过康生引见的，因为康生过去在列宁学院学习时郭肇唐是他的老师，郭这次访问先看望了康生，康生还送给老师两只浙江金华火腿。谈话中郭提出还要去看望老同学张闻天，康便告诉他张就住在隔壁，并主动将郭带到张闻天的家中。

从这以后张闻天同这位老同学就恢复了交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康生竟倒打一耙，在张闻天同郭的交往上大做文章，把它说成“里通外国”的罪证，强加到张闻天的头上。

整张闻天所谓“里通外国”罪，最初是庐山会议上捕风捉影提出来的，至于张同郭肇唐交往的追查，则是在庐山下来之后单独批张的外事会议上提出的，然而这时这也还只是作为几个嫌疑问题之一。而康生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终导致立专案审查，则是到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这时正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党内重提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翻案风”的紧张时期。

这次全会没有让张闻天出席，他只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预备会议，并在西南小组会上作了几次检讨发言。在9月12日小组会上发言时，张即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有过一个表态的说明：“我曾向中央做过声明，我认为虽然这种怀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没有根据的，并要求中央长期考察我。”还表示：“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但是，在18日的小组会上，这个问题即遭到猛烈围攻，而康生正是扮演了这场围攻的主角，他专门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和质问就至少有4次。为了给张闻天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他先神乎其神地把郭肇唐说成是从来华访问开始就是一个专搞情报的“间谍”，断定他研究中国问题和来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搞情报，因为郭是赫鲁晓夫领导下释放的，因此他一定要给赫报恩；同时他又把他自己描绘得如何如何对这个“间谍”早就抱有高度警惕。然而很早就有人反映，郭肇唐来华后拿给一些国内同志看的一封中共高层的复函，恰恰就是康生的亲笔，其中清楚地写道：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对你是信任的。

当时康生抓住张闻天的一个所谓“要害”问题，是说张闻天将党内的文件送给了郭肇唐看。这在当时被说得煞有介事，然而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事实是：郭在1957年第一次访华，了解一些中国国内情况后，认为苏联许多人都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为了正确地了解中国、宣传中国，他对张闻天说，他过去是中共党员，现在又在研究中国问题，想要了解一些党的政策，能否让他看一些中国普通党员能看的党内文件。那时还是中苏关系友好的时期，两党中央有些内部材料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尽管如此，作为外事纪律，张闻天还是请示了上面，开始没有答复，也就没有给看。1958年第二次访华时郭又提出这个要求，张闻天再次作了请示，这次得到了上面批准，说可以试试。这样张闻天才通知了驻苏使馆给他看一些一般党员所能看的文件材料。

张闻天会上如实地陈述以上的事实经过之后，有的同志提出还要核查，而康生则立即狠批张闻天这是把责任往上面推，拿出一槌定案的口气说，“我肯定说这就是里通外国”，“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不错，戴得对。”

康生之所以抓住张闻天“里通外国”这个题目不放，显然离不开那个时候中苏发生分歧这个大背景，投好了上面以外压内的意图。1958年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掀起以后，国际上反响很大，同时这也成为中苏的分歧之一。毛泽东庐山上8月2日给张闻天的那封信中开头就批张闻天，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那么多材料？这句话实际就暗示批他有同国际上反华活动串通的问题。

凑巧的是，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不同的使命出使东欧，途经苏联，最初追查他们二人串通起来“里通外国”，即与此有关。

张闻天在检讨中并不讳言他在“三面红旗”问题上有同苏共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观点，但认为这绝不等于那种出卖党和国家的背叛行径。他在外事会议检讨中甚至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党的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他也同样坦率承认，为了了解苏联对中国“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反应，在1959年同郭肇唐接触中确曾询问过有关情况，郭也确曾告诉他苏共领导对中国人民公社持保留态度，并说苏联真理报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学者文章，批评中国“大跃进”中宣传的有些观点是愚蠢的观点，然而这些当时在苏联也都并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庐山的冤案，最使张闻天感到冤屈的莫如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他曾经对身边的妻子刘英说，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问题，说我“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刘英说，从来没有见他哭过，这一回见他眼泪直往下淌。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康生在整个庐山冤案的推进中是十分活跃的，庐山上他批斗彭张的发言，1962年的围攻逼问均有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在庐山风云骤变时奉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发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后来以康生个人署名的《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文章的发表，更是给公开批判大造了声势。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六十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出了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整邓子恢的一张“王牌”，即此前不久搞到手的邓子恢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讲话记录，邓在这篇讲话中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时农村一些“左”的错误。这一下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又一个敢于讲真话干实事的老共产党人被击倒在地。毛泽东会上点出了批判“翻案风”，康生更是无中生有地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硬说它是为高岗翻案，是贬低毛主席创立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康生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仅使小说的作者蒙冤，而且被罗致“反党”罪名的，上自国家的副总理，下至该书的责任编辑，冤案十多年，波及人数尤为惊人。

对于张闻天，1962年抓不到任何“翻案”的证据，于是就旧账重提，抓住庐山会议上他自己坦率交待的“斯大林晚年”谈话，加上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穷追猛打，最终立案审查。康生也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且不久还当上了彭德怀张闻天专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却从此坠入了深渊，取消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一切待遇，不让参加一切中央会议和阅读所有中央文件，被迫无休止地检讨，交待那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反党”问题。

庐山过后，张闻天被安排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也没有的“特约研究员”。就在1962年被宣布专案审查之前，为了探求解救当时中国经济困境之路，他还主动争取到一个去南方调查的权利。通过对江苏、上海等省市为期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回京后写了一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送中央，上报之前妻子刘英不无担忧：庐山的教训还不记取？劝他是否就不要往上送了。但张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了问题，该建议的还是要建议。”

到了“文革”，算起来张闻天最受磨难的一件事，也就是康生强迫要他为其阴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提供伪证。当时给他造成的两难境地是：要么跟他们一起诬陷刘少奇，说过去中央不知道，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要么就如实地证明此事是经过当时中央批准的；如果是后者就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张闻天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毅然决定这件事由自己单独来承担：是我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的总书记。

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在张送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应予以坚决回击”。但张闻天对康生派来的人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当时就有人批张是为了“推翻毛主席”，张虽然表明心迹“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但下山后接着分别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进一步追查的也仍是这件事情。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批所谓翻案风时，这件事更成了康生等拿来批判张闻天的重点、设立专案的根据。

下面这段对话同样出自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会议记录，是康生批斗张闻天时关于所谓“斯大林晚年”的一段“质问”对话：

康生：你讲过毛主席与斯大林晚年一样，你为何要作这样的联系？

张闻天：我是说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要防止。我现在回想当时我讲这话的含义，基本上还是讲主席好，如说主席很英明，善于运用历史经验，说主席功劳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康生：你攻击主席“斯大林晚年”，这次你在发言中又轻描淡写。毛主席领导全国革命胜利，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这样大的功绩，你还用这样恶毒的字眼进行攻击，你反对毛主席，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你是站在敌对的资产阶级立场的。

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来看一看这两人在那种情况下的这段对话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注释

山东土改期间，康生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等干部被撤职、降职。为此，毛岸英曾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

1974年出版的理查德·狄青著《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第六章《斗篷与匕首》提及：“康生1930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坊间盛传，卢福坦在投靠国民党期间，曾经交待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叛变的秘密。1950年5月卢福坦被捕，被秘密关押在上海某处，但康生竟一无所知。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对此康生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1969年，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