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少奇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正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果成真。
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又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论。社论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90%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90%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5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5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增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的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我们在改进经济管理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者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例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劳动力的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业和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货不对路，验收、管理不严格，许多物资霉烂、变质、报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克服。
当前党内、党外干部的作风，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好的。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过去几年的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面前，信心十足地高举着三面红旗，保持着饱满的斗志和干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照顾大局、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愧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不愧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4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共分为8个部分，计11万字。
3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又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他向阿马索纳斯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作于1962年1月8日、定稿于2月5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是讨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檄文，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几个苍蝇，包括中国国内的苍蝇）的宣言书，是彻底埋葬各国各地区一切反动势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冲锋号。如此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