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央又通知：华北由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由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由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由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后郭影秋4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

此时，江青和她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除了毛泽东在南方外，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是早在1963年就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受到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他们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此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此，“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6月1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少奇、邓小平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1966年6月1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康生得知后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戚本禹在数十年后曾对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及有关人士作了评价，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7人中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明白的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再说6月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此前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

这8条要求经刘少奇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不准上街游行示威。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少奇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李雪峰对刘少奇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就在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8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少奇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再说李雪峰后来曾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此后不久，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

接着，全国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当地的大专院校，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候，刚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积极地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汇报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3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