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0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04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05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税捐剥削 

01钱粮     (1)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斢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02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03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04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05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06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39]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07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0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40]、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60%; 识字：40%；识字二百：20%；能记账：15%；能看三国：5%；能写信：3.5%；能做文章：1%：初小学生5%；；高小学生：8%：中学生：500人；大学生：30人；出洋学生：6人；秀才：400人；举人：1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十六)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己，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抄件刊印，其中第五章按毛泽东一九五0年修改稿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