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中共号召武装抗日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战略目标，乘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之机，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东方点燃法西斯侵略战火，开始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1]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包括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6年为局部抗战时期；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8年为全国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投入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去，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以其辉煌的胜利载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速步入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国内市场狭小，对外部资源依赖性严重等种种先天不足的畸形经济，再加上原始资本积累极强的对外掠夺性，使日本迅速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确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和东亚大陆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连续发动了多次对外的侵略战争。
1894—1895年，日本通过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割取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勒索巨额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用），以及取得了各种权益，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接着，日本又经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等地区驻军的特权，为其扩大侵华战争构筑了前沿阵地。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确立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体战略和具体步骤。
1929年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日本受到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当时的中国，正值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一面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忙于调集军队，多次“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亲赴南昌督战，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晨，侵占沈阳，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1932年3月，日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经过一系列策划，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开始了在我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1932年1月进攻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变上海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以求美英等国出面调停，致使奋力抵抗的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被迫弃守上海。国民党政府则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交战区驻军，而日本却可以驻兵上海，为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先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嚣张气焰。终于在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加紧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而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势却茫然不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中国已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度过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是出身于湖南偏远山村的农家子弟，从小在家干农活，读过私塾，进过洋学堂，当过列兵，自修半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了5年半。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不仅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优良习惯，而且懂得把个人的命运同苦难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立下了要为国为民而学习、而探求真理的志向。他特别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时事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他和同学们谈起时事，总是有条有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这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立即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看得十分透彻。这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内阁将要改组，很多人希望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日相大隈重信下台后日本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1916年7月25日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毛泽东作此预言时，年仅23岁。此时距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是15年，距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21年。果然被他言中了。毛泽东的预言不是凭空设想，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对国内外大势总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符合客观的结论。
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并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从中国国内来说，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他们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3]。他们所谓的“安内”，主要是将积极主张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对中国工农红军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的异己力量。他们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只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而已；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4]；把国内要求革命的人民看作是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力量对付之，而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视为无足轻重，甚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防共、“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但是，以英国、法国为主的国际联盟与美国一样，对日本侵华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他们在其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然提出要对中国东三省实行国际共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共产党肩负人民的希望，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秉持民族大义，高举武装抗日大旗，向全国发出抗日救亡号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先锋模范行动，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当时，毛泽东、朱德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军事“围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及时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的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做出强烈反应，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被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最早揭露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
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1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罪恶行径，指出日本以侵占东北为突破口，进而达到侵占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目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求各革命根据地对所属红军、地方武装和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6]。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在这些文件中，有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其中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表明工农红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7]。还有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
这份《对日战争宣言》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之后撰写的。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很高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讨论后决定由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任职的，因此前路将十分艰难曲折。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加入工农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1938年，毛泽东（左3）、王稼祥（左2）、萧劲光（左1）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第二十六路军发动宁都起义有其必然性。该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该部有一定影响；后来该军主力之一部被调往江西，虽然在第二次“围剿”时参与攻打红军，但在作战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广大官兵强烈的民族义愤；加上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这支杂牌部队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起义前，毛泽东已得知该部即将起义的消息，于是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8]。12月11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亲自对起义将领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宁都起义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9]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在与即将就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时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0]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斗时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但是，1932年1月10日，坚持夺取“中心城市”的中革军委，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有人在途中还说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结果攻打赣州历时33天久攻不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有利时机。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之声来势很猛，会议主持人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请求。
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有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心头，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另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毛泽东从报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之后，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他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由于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所以直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11]。在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去福建长汀养病。
在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议和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组织东北人民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组织民众时要注意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把游击队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号召党团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文件，指出要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并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就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从1932年初开始，省委陆续派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到各地指导工作。其中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派出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派出省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开展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出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他们到各地后，指导了当地党组织的工作，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先后在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饶河、珠河（今尚志县）等地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开始时虽然人数少，武器装备差，又处在对日作战极端困难环境中，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紧紧地依靠广大民众，不怕牺牲，坚持战斗。
如，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磐石游击队在杨靖宇指导下，经过整顿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从1933年1月至5月，杨靖宇指挥南满游击队与敌人作战60余次，粉碎敌人4次“讨伐”，歼敌近千人。在胜利形势的推动下，伪军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人的策动下起义，使南满游击队人数迅速增至2000余人，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又如，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1933年初，赵尚志被派到哈东地区义勇军中工作。1934年春，他率领珠河游击队在庙岭战斗中歼灭日、伪军300多人，还攻克了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三次围攻宾州城，全歼守城日军，在珠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据伪满铁路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伪奉天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游击队袭击136次，伪“新京”（长春）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05次，伪哈尔滨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27次，伪洮南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66次。
到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新阶段[12]。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兴起的，是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统称。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撰文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的救国义勇军。”其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该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13]，对抗日义勇军予以有力的领导和援助，使义勇军得到迅速发展。党组织还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著名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由于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东北义勇军受到严重挫折，伤亡惨重，有的溃散了，有的退到苏联和热河，尚有4万人分散在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有部分人员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以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最后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阶段。东北抗日联军从长白山麓、鸭绿江畔到小兴安岭，从乌苏里江到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英勇顽强地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歼敌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继续独立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们在坚持14年的抗战中，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关内抗战。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热切关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即使在遭到“左”倾错误排挤的逆境中，始终对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的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十分重视他们对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1934年1月，毛泽东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14]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写下了一段满怀深情的话语：“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5]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结论时亲笔手书：赞誉东北“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16]。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仪式上更是亲切而又发自肺腑地对东北抗联领导干部冯仲云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17]
◎1933年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8]。
此时蒋介石正调动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由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的任务主要落到毛泽东肩上，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1933年2月中旬，临时中央召回毛泽东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是对他并不信任。正如1932年11月1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时所写的：“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19]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他首先抓的是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帮助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加紧春耕生产。接着，抓健全领导机构和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于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他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于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20]会后，中央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的一项开创性事业。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苏二大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21]毛泽东的这些来自实践的方针政策和真知灼见，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于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他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他指出：在选举中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22]。他还在瑞金主持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11月中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随后，写出《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并印发给全苏二大。他在这次大会总结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因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要求：“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23]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参与对查田运动的领导。由于临时中央力图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致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毛泽东对查田运动采取调查、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但是，由于“左”倾错误仍占上风，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出现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8县贫农团大会上作查田、查阶级的报告。
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所写的《怎样分析阶级》（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20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临时中央政府命令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精神复查农村的阶级成分。时任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副部长的王观澜曾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4]毛泽东在全苏二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同月，在全苏二大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3月15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继续开展查田运动。训令认为纠正“左”的倾向，阻碍了查田运动的开展，其矛头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加重了苏区发展和扩红的困难局面。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打击了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毛泽东的亲属也都因受诛连遭到打击。从而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后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25]这对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100万军队，其中50万用来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他自任总司令，开始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发展到8万多人。尽管形势严峻，但如果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因为随着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变化。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当时，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此时的毛泽东受他们排斥，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博古、李德作为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完全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实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时，毛泽东认为，应该采取“诱敌深入”方针，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博古、李德等却在失利时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装备的精良，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打败敌人，反而遭受很大损失。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强令弱小红军同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此时，发生了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前他们曾派代表同红军谈判，草签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蒋介石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26]。但是，博古和李德把福建人民政府这些中间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战机而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
在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4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连续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写下了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27]
1934年7月间，毛泽东用了近一个月写成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28]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毛泽东急切地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9月中旬，抵达赣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29]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即开展调查，于20日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30]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由于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毛泽东病倒了。他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医生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0月15日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毛泽东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们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出发长征。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侵略，把魔掌伸向华北的阶段，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虽然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一直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打击。然而，他一直表现得十分沉稳。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31]毛泽东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在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中，以及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每一次都竭尽全力，做出重要成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不断增长。毛泽东从这段艰难经历中悟到了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