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西北 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军事上分由博古、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这支部队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制住敌人，反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不久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北上抗日发表的宣言。
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形成一支庞大、累赘、行动迟缓的队伍，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他们一直在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也比较顺利。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广西湘江地域时，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追剿”军主力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正确的建议。由于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战机。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而博古、李德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抢渡湘江。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饥饿疲惫之躯，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之战遭到惨重损失后，广大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2]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样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33]
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红军又处于非常危急的时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认为中央红军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34]。他向中央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西进，到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时，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他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15日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35]《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胜，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36]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经贵州腹地挺进黔北，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37]这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并在遵义作短暂休整。
这时，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作了充分准备，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38]。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军事行动的方向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而李德则表示坚决不接受批评。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39]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作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0]会议采纳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负责全军指挥的新“三人团”，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团结多数中央领导层的同志，并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让正确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促使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率领中央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次渡过赤水河，穿插迂回在敌军重兵之间。中央红军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时，在桐梓和娄山关以南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41]
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四川境内凉山彝族地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但是，张国焘借口给养困难，提出南下四川、西康。7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芦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率部北上。在18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然而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一拖再拖，贻误战机，使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
中央只得撤销预案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根据“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两路红军到班佑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确定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纠正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同时，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会后，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证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会议通过决议，批评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错误。
8月下旬，毛泽东等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先后到达四川省的阿坝和巴西、阿西地区，等待与前来的左路军会合。这时，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但是9月9日，张国焘却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42]。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等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其实质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原则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俄界会议后，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他在陕甘支队干部会议上提出到陕北去。毛泽东随第一纵队行进，9月27日到达通渭县，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3]。
会后，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在即将到达陕北苏区时，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44]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国民党的骑兵。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占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45]
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2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指出：“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以陕、甘、晋三省为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46]。
他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关于奠基西北，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47]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48]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作于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结束之际。
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49]
◎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右起）。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但要实现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五军2900多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先期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4800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但是，当时陕甘根据地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气势汹汹地继续向陕甘根据地推进。从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在错误肃反中，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能否站住脚跟，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关键问题。
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就陕北肃反问题，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说：“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立刻要求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中共中央派了国家保卫局长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瓦窑堡调查并纠错。毛泽东叮嘱他们：“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50]
同日，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军队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51]。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先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拟打一次大的歼灭战，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敌，再视情况转移兵力，阻敌增援，打破这次“围剿”。1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对陕甘根据地新的进攻。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指挥若定，将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52]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53]报告提出，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的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
然而，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立即予以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54]陕甘根据地两个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使中共中央真正实现了奠基西北的战略任务。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矛头直指华北，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日本军部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与中国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接着又发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并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公布时，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5日，毛泽东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55]。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国民党集团内部出现分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指挥的，杨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东北军虽是“围剿”军主力，但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有着强烈的抗日收复故土的要求；至于张学良，同日本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56]
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北平学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学生们还下乡进行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57]。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有必要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以便“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58]。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会上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
12月23日，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便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特点，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及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6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59]。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60]同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决议，毛泽东、周恩来拟定了行动计划，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
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的发言论证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61]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国内各阶级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中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强调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62]。报告还及时提醒要注意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争取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初步阐明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按计划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直接与日军作战，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1936年1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此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63]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毛泽东于21日从河口东渡黄河，23日到达距石楼县城20公里的张家塔，即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训令：我方面军已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尽快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即率红二十八军向东，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阎锡山对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14个旅的兵力，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便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重创阎锡山的晋绥军。10日至13日，方面军主力击退晋绥军4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指出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64]
东征初战告捷。为了扩大战果，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下一阶段的行动，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左路军），掩护右路军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3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为总结前一段工作，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和石楼县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65]。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时，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③。
当红军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调遣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为避免内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5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等率部回师河西。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5月5日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拒不接受，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为了应对十分紧张的形势，5月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我们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他强调在山西立足，并选择甘肃作行动方向，“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他还提出办一所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66]。
这时，中央决定红军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率领西征。由于这里是回民聚居地区，毛泽东在2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67]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对被俘的何柱国部分官兵，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以促进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作战到8月1日结束。这次战役，俘获人枪各2000有余；开辟了横宽200多公里的新区，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了发展，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作了积极准备。
当西征战役正在激烈之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从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在保安多次会见斯诺。不久，在斯诺笔下这样记载着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68]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9月下旬，毛泽东又同斯诺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谈到共产党改变对国民党政策的原因时，他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69]。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撰写了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这部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斯诺在10月底秘密回到北平。他把自己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应。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广大民众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而斯诺也成为见证中国共产党人，沿着红色之路，走向胜利的一位著名的西方记者。
此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关心着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红军。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70]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其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南下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伤亡极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1]。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72]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经艰险，于7月2日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73]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7月28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在接到朱德、任弼时、张国焘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等在8月3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74]
这时，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9月初调集胡宗南等3个军，企图隔断红军会合的通路。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9月15日至17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以免一、四方面军被敌军隔断。16日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并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可是，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张，通报政治局意见：“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75]同日，又致电他们：“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76]
张国焘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77]
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无数艰难险阻，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机，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前提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其保存下来的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党的极其宝贵的精华。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前进的强大动力。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反击蒋介石调集重兵大举进攻甘肃、宁夏边境地区的“通渭会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割断了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使夺取宁夏计划无法执行。11月11日，根据中央决定，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并开始独立作战。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对西路军进行围追“兜剿”。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约2.5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
宁夏计划被迫中止后，不可一世的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1936年11月19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20日凌晨5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胡宗南部“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78]这时，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的周恩来，应彭德怀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向山城堡地区集中，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又两个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了他们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献上的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