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解放区战场大反攻
1943年春夏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东西方战场的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展开战略反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为了协调盟国间的作战计划，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同盟国于1943年10月至11月，接连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和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等有关重要文件。这些会议和宣言对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3年秋，中国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转折。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度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并开始了局部的攻势作战。此时，侵华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清剿”“蚕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力战”，以及普遍实行的“三光”政策，终于彻底失败，所谓的“华北治安战”已一蹶不振，秋季“扫荡”也成强弩之末。此后，它们在华北已经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在太平洋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对华实施所谓“新的战略设想”：确保现占据地域，遏制对日本本土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46]。
这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度过了严重困难。自1943年春夏以来，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主动进攻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战斗即占78%。从1943年秋开始，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
在客观形势空前有利的情况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应该如何发展？毛泽东确定的原则是：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47]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48]因此，毛泽东在指导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从1944年起，敌后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有利战机，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在对敌斗争、收复失地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采取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在可能的条件下，拔除日、伪军据点，大量消灭敌人，变沦陷区为根据地。
在华北，1944年，山东军区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毙伤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人；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晋冀鲁豫军区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3.49万人，争取伪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收复失地6万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晋察冀军区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敌军2.29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2.22万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人。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日、伪据点92个，村庄3108个，抗日根据地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显著发展。
在华中，1944年，华中敌后军民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人，制止了日、伪军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各地斗争局面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华南，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到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在广九路以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控制了东部大部分地区。同时，琼崖纵队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49]。
早在1944年4月，侵华日军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第一步——平汉作战，在战事向南转移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发展河南的战略任务。他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其主力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他要求八路军袭击敌之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50]。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为开辟新区，建立和扩大战略反攻基地，并为盟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
首先是发展河南。1944年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豫东，恢复了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了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北渡淮河，进入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后第五师又陆续派部队进入河南。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挺进河南的部队，开辟了东西宽70余公里、南北长10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恢复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四师主力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9月至10月，该师面对国民党顽军大举进攻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胜利，但师长彭雪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此后，新四军第四师又开辟了部分新区，至12月已经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丘）毫（县）公路、北自陇海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完成了收复豫皖苏边区的任务。
1944年9月至11月，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驻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四个支队，渡过黄河向豫西挺进，开展游击战争。至1945年5月底，八路军在豫西开辟了拥有20个县、300余万人的抗日根据地。
发展河南，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的共同努力和互相配合，局面迅速打开，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基本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51]。
其次是进军湘粤赣。为了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创建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这是毛泽东的一项大胆的战略决策。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正式决定派出在延安南泥湾地区屯田开荒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以衡宝（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配合将来全国的战略反攻。
◎1944年11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赴华中、华南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图为毛泽东（中）、朱德（左）检阅南下支队。
同时，中共中央还电令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展。毛泽东的考虑是：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人反攻，收复更多失地[52]。他们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的独立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没有一点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他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他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他最后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53]。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54]
11月1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首先检阅了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接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55]。王首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56]
南下支队11月9日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领导机关会师。经休整后，于2月14日继续南下。19日至23日晨，分批渡过长江。在大冶以南击退尾追的日军，歼敌100余人。随后向湘赣边前进。鉴于华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对南下支队究竟在何处创建根据地有了新的考虑，并多次征询南下支队的意见。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湖南平江县城，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先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脚点，而后再继续南进。3月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再次强调：“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57]
在南下支队滞留湘鄂赣边区期间，正是欧洲战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5月8日，法西斯德国失败投降，这也预示着日本法西斯行将崩溃。6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明确指示他们，放弃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主力向南直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
7月7日，主力部队3000人由大幕山出发，进抵平江西南的桃花山，除留一部外，其余部队西渡湘江，进抵宁乡县所属的新田湾。在这里，收到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电报，指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58]30日，部队到达湘潭西南25公里处的上桥，王震、王首道当天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称：若由湘潭、衡山间东渡湘江，沿粤汉路南下，两星期可到湘粤赣边。8月4日，毛泽东指示将这一报告转发广东及张启龙、文年生：“请广东区党委速筹划向北江、小北江发展，迎接二王。请文、张部争取迅速南下。”[59]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江纵队派遣1000余人由罗浮山地区北上，接应八路军南下。28日，到达粤北南雄县西北的百顺地区，因受国民党大军围攻，难以立足。鉴于日本投降，时局迅速变化，原定任务难以完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于9月7日奉令北返，10月中旬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克服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但是，南下支队勇敢地挺进敌后，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于发展革命形势，推动所经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南下苏浙皖。1944年8月至10月，日军为了防止美军在浙江东部沿海登陆，集中一部兵力实施浙东作战，使闽浙两省沿海地区沦为敌占区。此时，美国确有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的设想，并希望得到中共方面的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南下苏浙皖地区，其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
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指示华中局，要求他们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60]。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又致电新四军军部，要其准备再抽调几个团南下。26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新四军应以南下发展苏皖浙为主要任务。12月，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领该师三个团和一批地方干部渡江南下，开始发展东南。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45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新四军南下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克服困难，英勇作战，主动出击日、伪军的薄弱点，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
在极为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提出：明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在提出1945年值得特别指出的15项工作中，将“扩大解放区”列为第一项工作。他说：“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61]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1945年解放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对解放区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在1945年对日、伪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做好城市工作，也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并且要求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因为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又遥不可及。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因此，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城市工作。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指示强调指出：“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即“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62]。
为了加强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中共中央于7月建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部长。9月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新四军第五师：“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63]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必须积极做好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的准备。
对于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64]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65]
在农村，首先要解决调动农民的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的生产工具落后，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66]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备将来之用。
关于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的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作了回答。他说：大量的事实说明，不但在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67]，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
关于文化工作，毛泽东历来都十分重视。他的名言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当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两千多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68]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坚持两条原则：即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而属于扫盲性质的夜校、冬学则发展得更快。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在一起。
1945年春夏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更是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时，国内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形势明显好转。敌后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人民的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总人口已经接近1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的确，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了原子弹，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了日本朝野，显示出强大的威慑作用。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苏军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这一连串事件的接踵而至，大大缩短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时间，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中国抗战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变化，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69]。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70]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大反攻。
虽然日本政府已于8月10日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但是日本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继续坚持作战。
为了歼灭拒降日、伪军，10日，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部署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交通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71]。
同日24时至11日18时，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予以坚决消灭。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当时的正面战场，自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大溃退，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国民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危机。他们准备在日军投降时，速派军队先行占领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等地。但是，当时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大多偏处西南各省。上述战略要地不是唾手可得的。1945年春夏期间，日军大本营被迫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收缩。7月初，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订了反攻广州的计划。然而，没有来得及部署就绪，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定反攻计划未及实施。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图为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并由总司令朱德发布的第二、三道反攻命令。
为了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72]
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和中共中央的方针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在苏联红军开始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将持续近两年之久的局部反攻，发展成为全面大反攻。他们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优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
晋察冀军区部队于8月11日，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出最后通牒，限其48小时内所属日军缴械投降。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作战。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兵团的指示，先后将38个小团扩编为大团，将地方武装编成62个团，共约11万人，另有民兵63万余人，共同参加反攻作战。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经半个多月作战，攻占张家口等城镇29座，切断了战区内敌军控制的铁路交通线。日、伪军被迫龟缩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孤城。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晋绥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于8月11日向附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晋绥区内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若拒绝缴械，即以违反命令予以军事惩处。与此同时，晋绥军区集中部队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起进攻，对太原形成包围。在大反攻中，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伪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以逃避各个被歼的命运。
晋冀鲁豫边区参加反攻作战的共有26个军分区部队，计72个团，7个支队约19万人，另有民兵40余万人配合作战。参战部队8月10日起对日、伪军发动全面反攻。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16日晚突人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8月20日进抵平遥，策应晋绥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切断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交通线。冀鲁豫部队一部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部队进攻济南。冀南部队向运河以东的伪军进攻，后又攻入临清城内，截歼了大部分逃亡之日、伪军。
山东军区司令部于8月11日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要求山东军区部队执行全面反攻任务，并由10万余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动员了10万余民工支援前线。主力部队分五路大军向济南、青岛、徐州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切断了津浦、胶济、陇海铁路等交通线[73]。
在华中，从8月中旬起，新四军苏浙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及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铁路等地的日、伪军发起反攻，夺取了苏、皖、浙地区许多敌占乡村和县城，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8月14日起，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武装力量，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
此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八路军、新四军大批干部和指战员挺进东北。他们与在东北坚持14年英勇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会合，在东三省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攻占战略要地，收缴了日、伪军武装，摧毁了伪满各级政权，剿灭土匪特务，建立了人民政权，为东北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基础[74]。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国民党与美国政府相互勾结，在其支持下，迫不及待地与中国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阻止日军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投降。8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75]。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在当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竟指定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由于美蒋的支持和纵容，在华日军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拒不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同中共军队作战。
此时的中国战场，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而严重的局势。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8月13日，朱德电告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8月15日，朱德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76]同日，朱德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
面对国民党军加紧向大中城市推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党委、各军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77]
据此，各大战略区迅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的日伪军。上海等地的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按计划举行，但发动组织了群众，动员和保存了党的力量，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在全面反攻作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光复了大片国土，收复了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家庄、芜湖等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1945年9月，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万亿美元的巨大牺牲换来的。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亚太等战场的巨大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1945年9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幅遒劲有力的题词，标志着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78]。中国抗战，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抗击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能够在祖国和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奋进的新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率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历史见证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已经成熟。
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79]“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80]中国不仅最早开辟了东方唯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历史贡献，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史上的灿烂篇章，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范例，从而使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将继续肩负人民的希望和嘱托，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启了新纪元。
【注释】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364页。
[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514页。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0、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1027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1031、1032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1]《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106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8～106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0]《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1页。
[21]《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21、126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156页。
[2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
[26]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27]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8]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29]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盐阜报》，1942年7月1日。
[30]《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31]《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3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3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3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3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70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41]《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245页。
[42]《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4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609页。
[44]《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8～729页。
[4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150页；2002年版，第796～799页。
[46]《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47]《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947页。
[4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6～799页。
[5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
[51]《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8～559页。
[52]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53]《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页。
[54]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55]《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56]《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57]《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58]《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
[5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60]《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3页。
[61]《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566页。
[6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6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6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6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6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1017页。
[6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1024页。
[6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6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8～619页。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7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72]《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73]《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5～621页。
[7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3页。
[75]《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09页。
[7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7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7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7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80]《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