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正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国内的各阶级、各党派都对时局表示极大关注，对战后的安排、战后中国之命运等重大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和充分准备。从1928年中共六大到1945年相隔整整17年。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中共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均因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又继续延期[1]。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和英勇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在此前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论著，以及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实践，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这大大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中共七大会场。
为了开好七大，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3]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杨家岭这座高大雄伟、别具风格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召开自己动手建造的。朱德在做正式报告之前特意指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大会会场作了寓意深刻的精心布置。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书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醒目的大字；会场后墙的题词是“同心同德”，两边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两条标语。会场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4年的奋斗历程，插放24面红旗的木座特意做成了“V”字形，意即革命胜利的标志。
◎中共七大代表毛泽东的代表证。
当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肩负着121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毛泽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向大会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准备在这次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4]
◎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3月3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分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五个部分。毛泽东在讲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报告深刻地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5]报告写出了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的豪情。
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报告系统地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因而取得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6]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1940年毛泽东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说明，他说：“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7]不同的是，《论联合政府》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着重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主要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阐述具体纲领。这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它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新民主主义论》则把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8]。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9]。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0]他在报告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11]在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
《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具体纲领，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报告提出了40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2]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进一步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13]。
报告指出，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第一次科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5]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显著标志的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他指出：“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6]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7]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8]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作风不仅作了科学概括和阐述，而且赋予其丰富的内涵，为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了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等三个问题，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述。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0]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1]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他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他说：在共产党内，“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22]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出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党员都应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23]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激情、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4]
朱德在大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报告根据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讲了五个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最后，朱德根据政治报告提出总任务、总路线，指出党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扩大解放区和人民武装，提高军事技术，准备好大反攻的物质基础。中心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报告指出，“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
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20多人。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具体意见，受到了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5]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中共七大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6]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刘少奇的报告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27]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他撰写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对于全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的形成作了重要探索。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28]陈毅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29]。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0]。同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中，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31]。1943年8月，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32]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33]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候，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一独创性理论成果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胡乔木曾这样评论说：“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34]
5月3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着重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他指出，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
第二，是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他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包括爆发内战等十多种困难。他说：我们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三，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35]。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36]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37]
毛泽东高瞻远瞩的讲话，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常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打断。大会最后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8]
《论联合政府》报告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当时在重庆发行3万册。很多人说，共产党有办法，讲得头头是道。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后也予以称赞。
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各方面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5月24日向大会作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我们还可以选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选举中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39]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如果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酝酿、预选和正式选举，共选出中央委员44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感到很不安。6月10日，在酝酿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谈了王稼祥的功过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劳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选举结果，王稼祥等33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24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战友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中共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他指出，今后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党实行党的路线。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40]他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标志着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做出的选择。
6月11日，中共七大还通过了一项《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17日，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了公祭。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公祭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人，我们今天公祭可以上溯到1840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着我们，破坏我们的生产力。我们要冲破这种压力，获得独立与民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毛泽东指出，反动派用屠杀的办法，以为能削弱和消灭革命运动。“几十万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来继续战斗。”我们党召开了七大，决定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借用《庄子》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来说明历尽艰辛而富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今天已经发展到120多万党员，现在国内国际形势很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41]，以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任务。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党代会名义举行追悼烈士的大会。
这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他们走的却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道路。在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蒋介石更是提出把中共作为国内敌人予以消灭之。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7月7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为由他们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的召开作准备。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同日，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六大，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42]
6月19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43]。
国共关系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2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提出一致希望继续商谈。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
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亲临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到达延安的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进行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44]。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45]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前途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黄炎培等人的延安之行，如拨云见日，可谓满载而归。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其政治主张的赞同，平实的描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热切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