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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元抑或英才

有不少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把美国政治制度描绘成多元主义的。较早提出这个论点的是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描绘了多元主义政治的基本机制。其二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他在《谁统治》一书中描绘了当代美国政治过程的基本机制。

我译过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较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概念,严格地讲是多头主义(Polyachism),而非多元主义(Pluralism)。然而不论概念上有何种差别,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在美国社会中,权力是分享的,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取权力,其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利益可以独揽大权,也没有哪一部分人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权力通过这样的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分享。可见,多元主义要以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

多元主义的基本立论是不同的社会集团均可以影响权力的运转过程。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主张多元主义的学者认为,有:

一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社会充满各种种族、语言、宗教团体,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依然明显存在。也就是奈斯比特所说,美国是一个“melting pot society”(大熔炉社会)。

二是美国人有组成团体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这倒是事实。各种各样团体多如牛毛,因为政府是管得越少越好,所以想要有人管有些事,一是自己组织起来,二是组织起来影响政府。选举制也促进了这种机制,美国人在选举中得到的经验是,只要达到一定人数,就可构成一定的力量。

其三是政府的分权结构也为多元主义打下了基础,权力分立使任何政府部门都不能独掌大权,所以美国的权力由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争夺着。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谈判、妥协来分享权力,政府是调节人,政府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另一派人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的观念,认为美国社会是“英才民主”。大部分人谈不上享受政治权力。能够参与竞争的,是组织起来的大型团体,小团体就难说有什么作用了。大集团操纵权远远大于小集团。而且参与团体的人并不能包罗这一领域中的所有的人。集团带有一定的利益倾向。此外,最有权力的政府并非听从摆布,它能够有力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达成自己的意图。

英才派认为大众、选举的代表和利益集团均没有权力。权力在一小撮“权力英才”手中。主张这种观念的有格兰特•麦克科内尔(Grant McConnell),他写的著作叫《私人权力和美国民主》(1970),西奥多·罗威(Theodore Lowi)《自由主义的终结》(1969),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权力英才》(1956),拉尔夫•米里班德(Ralph Miliband)《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等。米尔斯颇有权威,他说权力英才指挥着现代社会主要的等级结构和组织。他们管理国家机器,领导军事组织,占据社会结构的战略指挥位置。他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公司、军事组织和政治领袖。美国的经济掌握在几百家大公司手中,它们决定着社会经济走向。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联邦政府,总统的权力日益扩大。军队成为政府开支最大、机构最庞大的机构。这三个领域的领袖构成权力英才阶层,他们决定生死攸关的问题。公众只能望权兴叹,无所事事。

不仅如此,米尔斯还认为这三个领域的权力相互联结,相互配合。退休的将军应聘去一家国防工厂中做经理;落选的总统候选人到大公司当顾问;大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出任政府官员。托马斯·戴伊(Thomas R. Dye)有本书,叫《谁统治美国》,书里的观念是:美国由五千名大亨统治着。

托马斯·戴伊的另一部著作,也很有意思,叫 The Irony of Democracy: 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arican Politics(《民主的讽刺:美国政治议论》)。他的主要观点就是断定美国社会是由英才统治的。他说美国从建国起就是英才统治,一直延续至今。英才统治的结果是,民众异化,英才掌权,社会抗议,这构成美国政治的困境。民主的含义是民治、民享、民有,而实际政治的运行却是英才统治的不可避免。所谓英才统治,就是权力由一小撮人执掌。

所以,社会的管理权,最后是掌握在一部分英才手中的,不论这个数目是五千还是五万,他们绝对是社会的少数。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这就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个问题: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美国人一方面在理论上维护制度的民主和宪法的民主,另一方面从心理上和文化上崇拜英才。很少有哪个民族象美国人这样崇拜英才。虽然看上去不少美国人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美国文化中英雄崇拜的心理很强烈。这也许和美国历史和民族的成长有关。这种心理和文化价值,是英才统治在美国通行的基础。美国人在观念上主张大众民主,在实际上接受英才统治(见第三章第四节“神圣化”)。

这既是美国社会制度奇特的一面,也是它难言的一面,不少学者均认识到英才统治的现象违背大众民主原则。但它是产生于大众民主,有人利用它,无法强制取消和限制,那样反倒破坏了民主原则。这个两难困境,在美国社会制度今后运转中会有所突破,但走向哪一个方向,目前尚不能预料。

7.参与民主?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纷纷谈论资本主义共和制的最新发展——参与民主制,誉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民主”。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断言,参与民主制正在引起“革命性变化”。明尼苏达大学赫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哈伦·克利夫兰撰文指出,“在信息社会里”,参与民主制“也许是民主的最新定义”。

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共和制的典型。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当时十三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十三个殖民地建立不久,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就出现了,当时工业中最发达的为毛纺工业和冶金工业,冶金工业甚至可与英国本土竞争。英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经济的和政治的限制,引起了十三个殖民地与殖民地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十三个殖民地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保护和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历史要求。

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三个殖民地的确立,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必然会产生民主共和的要求,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有了这种质的等同性,商品与商品才能交换。商品按价值量等量交换,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熟练程度、平均劳动强度等条件之下由社会自发计算的,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商品生产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主共和制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项经济原则在政治上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民主共和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的活动比比皆是,民主形式在深度和广度上急剧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工业时代的政治体制已陈腐窳败,现已进入“参与民主制”或“半直接民主制”阶段。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称第三次浪潮对过时的第二次浪潮机构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也不是只靠修改规章条例应付得了的。因为它打击的是第二次浪潮政治理论的最基本设想、即代议制观念。”奈斯比特断定美国已发生了“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美国学者关于“参与民主制”的论述形形色色,概括起来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权力的实际执掌者即行政首脑,应由最广泛的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所谓直接选举,是相对于以往的间接选举而言。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总统的选举就是从选举人团制度向实际上的直接选举过渡,总统选举人形同虚设,甚至连政党都可有可无。

第二,全体公民和地方各州、各城镇广泛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活动,这一条比前一条更为重要。美国的开国原则十分强调个人的解放,包括言论自由和把政府对个人的影响压到最低限度。但由于通讯等设备的限制,这一原则的实施是打了大折扣的。现在有了先进通讯设备,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甚至可以呆在家里揿揿按钮表达自己的意愿。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电子市政府"就是通过电视系统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奈斯比特运用数据证明,七十年代的美国是创制和复决的高潮期,由此推断目前美国法律的大部分由公民或各州直接制订。

第三,由于前两条的存在,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分权”趋势。由于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决策和立法,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而谁出任总统无关紧要,公民和各州也不在乎谁当选议员,他们不再需要代表了。但目前,我们仍在选举代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二)这样做在政治上比较方便。我们并不想对无论什么事都投票,我们只想对那些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投票”。由此可见,“权力的集中化再也不起作用了”,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变成了"分权”的民主制。

“参与民主制”确实扩大了形式上的民主,但也强化了事实上的集中。这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能源、计算机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导致了对生产过程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对人管理的进一步集中化。在这种变化中,股份分散和中小企业增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美国企业股份极为分散,一个大企业往往有几千几万个股份持有者。工人也掌握了一定的股票。尽管工人拥有的股份数相当少,但多少也成了企业所有者之一,于是这些股东们也要求有权参与企业决策。另外,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能来源于本身,它就需要保留能为其提供垄断利润的中小企业。垄断企业越是发展,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就越多。这些中小企业参与社会范围的经济管理使之有利于它们本身发展的活动也与日俱增。在这些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发展成以民主为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能与之相适应。

这项要求首先表现在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上。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当代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规模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它对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阻碍,也可以保护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因如此,参与了经济管理的各界人士或者中小企业,也就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范畴内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使之有利于他们各自生产的发展。

但是,工人的股票对企业没有决定权,他们的这些资金恰恰是被大股份持有者控制着。由于股份极为分散,现在大资本甚至可以用百分之二、三的比例控制整个企业的百万小股份。这样大资本无形之中动用了社会资金,使集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同样,由于中小企业只是作为利润的吮吸对象而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种努力,在促使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扩展着利润的源泉,也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形式上民主、实质上集权的状况。

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从形式上看,人们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可以参与生产过程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但从实质分析,他们的所有民主活动,只能是“自觉”地按着资本进一步集中的要求而进行,他们的行动统一于一个意志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得出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观点:“私人的空间已经被技术世界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要求对个人的全部占有”。这个过程必然会波及政治过程,引起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是任何能工巧匠和乐队指挥都无法想象的。

奈斯比特把“参与民主制”的指导原则确定为: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我们已经分析过,这种要求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然而,这种参与民主的活动是十分有限的。奈斯比特在分析美国政治时,首先把它限于“地方政治”。“新的民主的工具”——创制和复决也仅限于地方事务,而对国家的活动无所作用。再则,创制和复决牵涉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如禁止从飞机上喷洒除草剂、开辟非吸烟区、回收啤酒瓶,路灯的颜色等问题,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效用的。七十年代末,美国曾因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减税的第十三号提案而掀起了一场减税运动,各州都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一年之后就不了了之。

实际上,政治权力却是日益集中的,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也为这种集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许多美国思想家看到了这一点,连托夫勒自己在分析第三次浪潮时,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方向,说第三次浪潮政府的第一个异端的原则是少数派权力,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极其重要合法的原则,即多数派统治,已经日益过时了,现在不是多数派说了算,政治制度必须更多地反映这一事实。从美国政治制度看。在“参与民主制”的表象的背后,集权的过程正在急剧加速。几乎每六个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联邦政府或它的"附属机构”。自 1930 年以来,联邦政府人员扩大了百分之五百。1976 年,联邦及地方政府有 1500 万名以上的雇员,工资总额达 1670 亿美元,罗柏特·J·林格无可奈何地写道:“你发现世界正在一个人造怪物——政府——的手里挣扎着,它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无法控制。这头无法驯服的巨兽,把它的触角慢慢地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习以为常地践踏人权。”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在 1976 年时说过:在西方政治制度中,轴心的问题是广泛参与的愿望和官僚政治这两者的关系。现在在“参与民主制”之下,这一矛盾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国家职能通过发展它的一极,即扩大形式上的民主参与,来发展它的另一极,即加强统治。这是一种更为间接而有效的统治方式,它更符合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普选制在现代美国加入了创制和复决等内容,使普选制这种形式部分地从间接形式转变到直接形式,原先由普选官吏管理的一些事务,现在由普选直接干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这种形式上的扩大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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