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驾驶执照
管理或治理一个社会，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曰政治的治理，一曰技术化的治理，又可称之为软性治理。所谓软性治理，是指社会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机制，通过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法律的手段来治理社会。政治的治理，带有较多的权力运用和强制色彩，会增加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负担和责任。如果政治和行政系统能将一大部分责任卸去，又使该治理的事务得到治理，那么社会就有了较为成熟的管理体制。由政治治理引出的矛盾和冲突相应地也会减少。美国社会是一个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的设计和资本本身的力量，发展了一套软性治理方法，这构成这个社会稳定的一项条件。
在美国，公民没有特别颁发的身份证。美国人常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是驾驶执照。美国大部分成年人都有驾驶执照。如果没有驾驶执照，也可以去办驾驶执照的部门办一张与驾驶执照同样的证件，不能用来驾车，但可以用来证明身份。当需要证实自己的身份时（如开支票），就可以出示。所有的公私部门都约定俗成，认此物为准。
我也去申请一张“驾驶执照”，为了证明身份用。先打电话去问了一下，那边回答说可以，带护照去跑到那里一看，原来是州的运输部办事处。这类事情一般归州政府管。有不少人在那里申请。排了十分钟的队。轮到我，办事官员没有任何别的疑问，打开护照给她看，她抄下姓名，问了一下身髙、体重，看一下眸子的颜色，写下生日，便完了，大概二分钟。
然后到下一个办公桌核实一下，再转下一个办公桌，输入他们的电脑，收去五美金。这个办公人员大概用了一分钟。下一位拿出一张打印好的单子，上面有我的性别、眸子颜色、体重、体高、发照日期、生日、以及地址、编号，然后再给我签字。签完字后，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拍照，也只消一、二分钟。第三位办事员让我坐着等一会儿，说要冲洗照片。等了两分钟，他拿来了执照，照片以及前面提到的数据全部印在一张纸上，密封在塑料壳里。前后五至八分钟。这张执照可以当“身份证”用，在全美都可通行。前前后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办这张身份证？也没有人规定说外国人不能办。
我与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讨论这个现象。他说这是传统。美国人不喜欢政府管他们，绝对不能接受政府给每个人一个号码。其实，每个申请工作的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都有一个联邦政府税务局给的社会保险号码。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各国的做法不同。如法国政府在每个婴儿出生时就会给他一个号码。
美国人需要证件，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中需要，如银行、付帐或者驾驶车辆，什么地方发这种证件呢？最多的是运输部，因为没有车很难在美国长期生活。他说美国人绝对不能接受警察局发证件，这样会给警察局太大的权力。其实电脑系统十分发达，警察局可以很方便地使用运输部乃至其他各类机构储存的有关公民的个人数据。恐怕走到任何地方警察局都有办法根据你的执照通过电脑查明情况，我想起前年有一位留美学者回国后告诉我，有一次他离开他所在的州外出访问，主人安排访问一个县的警察局，警察局给他看了电脑系统。陪同的警察局长问他要了这张“执照”，将有关号码输入电脑，马上就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详细情况，包括年龄、国籍、出生年月、职业、有没有犯罪记录等，使他大为惊讶。
不论怎样，“身份证”由运输部发不由警察局发是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这说明美国人对警察局这样的强制部门的戒心。县警察机构的首脑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任命的，这里面也表明一种制约其权力的愿望。
运输部门办理此类证件不问更多的问题，只需要申请者拿出合适的证件，证明在 18 岁以上。18 岁以下的申请，需要父母同意。办理这种“身份证”的部门，可以接受各种证件：其他州的执照，出生证明的复印件或原件、护照、移民文件、保险文件等。他们需要这些文件只是为了看看申请者的名字和出生年月，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birth date（指明你的完整姓名和出生年月）。
美国人时时都在保护自己的心理安全感。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只是一种“心理感觉”，因为警察局完全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查询资料。但这种“心理感觉”的永恒念头，应当被视为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持久的动力。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老百姓感到放心，又使政府管理灵便。
从这种“身份证”或“驾驶执照”的办理手续上可以看出，这里重要的不是哪个部门颁发它们，而是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政府的电脑系统中有了公民情况的数据。只要需要，政府的任何部门依然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总之，虽然表面上无人控制，其实社会自然处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
政府在编织这个网络时，并不刻意强调这是警察局份内的事，而是强调为民众服务。发放“驾驶执照”即可做驾驶证件，又可作“身份证”，一举两得。同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身份证”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又是政府向民众提供的一种方便，这样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去领“身份证”，加入这个网络，因为它的确有用。
这套做法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把各种证件系统统一起来，一卡多用。有了一张“驾驶执照”这样的“身份证”，便不需要其他的什么证件，简化了手续。“身份”证明系统形式上是非政治化的，但它和政治化的“身份”证明系统有相等的功能。
2.工厂的原则
对美国工厂很陌生，因而很想去走走。我知道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过一本书——《日本名列第一》，比较了美国的企业管理和日本的企业管理，想从中找出日本战后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济奇迹的成因。我们在这家工厂原经理杰克·纽曼的陪同下前往工厂。
这家工厂是 The Procten and Gamble Company 在爱荷华市的分厂。这家公司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公司，建于 1837 年，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生产蜡烛和肥皂的工厂，总部设在俄亥俄州。如今已不需要生产蜡烛，公司主要生产洗涤用品，如著名的 Tide 洗衣粉和洗衣剂，另外还有 Crest 牙膏。我在新加坡和香港时，也看到满街都是这种牙膏。除洗涤用品外，还生产一些食品、药品。
公司全力以赴推出新产品，近些年来又在生产风行的纸尿布。公司象大多数公司一样，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公司在全美国设有五十多个分厂及研究和发展机构，爱荷华市的分厂只是这五十几个分厂中的一家，另外，公司还在 45 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活动。
这种跨国的组织是美国经济的典型方式，也是美国人企业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企业只要有可能就愿意在国内外开设分号，并且十分留意来自这些活动的统计数据。各跨国公司之间，也常常为这些数字展开竞争。在企业方面，美国思维不仅仅注重挣钱，还注重名望。花钱买名望在美国人中很流行，这种心态支配着美国人的许多行为。
该公司在 1850 年至 1859 年，大约有 80 名雇员，销售额达到一百万美元，到 1930 年，销售上升到两百万美元。翻一番花了差不多 70 年的时间。1956 年，销售额上升到十亿美元，可见战后发展速度之惊人。到八十年代前夕，公司已拥有五万九千名雇员，销售额达一百亿美元。这种上升速度是惊人的。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都有一种现象：最初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但达到一定规模后，便会突飞猛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这样，工厂和商业的发展也是这样。从国家和地区来说，日本是最明显的例子，新兴工业地区大部分都有这种经历。
爱荷华市的这家厂雇有五百人。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中，五百人算是不小的厂，生产牙膏、漱口水、洗头膏等产品。新任经理接待了我们。这位经理在工厂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就来工厂工作，其间转战该公司的各家工厂，以增长经验和才干，然后被派到沙特阿拉伯的分厂做经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才被提拔为这家厂的经理。在这家工厂中，成为中层管理者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大学的硕士文凭，而且应该是化学方面的。然后在实践过程中反复锻炼，再从中挑选有发展前途的人出任领导职务，傅高义说日本管理是缓慢的提升，美国是快速的提升。在这位经理身上却相反。这保证了升为经理的人有管理经验和才干，同时懂行。对培养一位优秀的经理来说，文凭和实践缺一不可。
这家工厂的管理方式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会客室的墙上，挂着一只镜框，镜框里的内容十分有趣，抄录如下：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所有者。我们应当遵守下述原则：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将安全操作。我们将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我们将诚实和正直地工作。
我们将把每个人当作个人来关心。我们将以值得尊敬和信任的方式行动。
我们将主导自己和工作，将自己追求杰出。
我们将共同为共同的目标和长期推进而工作。
我们将承认企业和个人的需要都很重要。我们将为两者而工作。
我们将理解我们的企业，不断支持它。
我们将聪明地利用人力。我们将发展和保持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灵活性。
我们将提供有效的训练以推行工作。
我们将鼓励和支持个人的成长。我们将寻找激发个人成长的机会。
我们将公正报答。我们将承认个人对企业作的贡献。
我们将有效地沟通。人们将得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决策将由对每一局势有最好信息的人作出。
我们将鼓励创新和知识，将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我们将成为社区中一个负责的公民团体。
爱荷华市分厂，1986.1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宣言。它制定于 1986 年的 11 月，看上去不太符合传统的企业精神，比较强调号召，强调与企业一家，类似于日本的企业精神。但同时它又十分强调传统精神：个人的地位。从历史眼光视之，它也反应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协调矛盾达到的一个程度。这样的条文在五十年前的西方恐怕是不能想象的。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最新变化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生产过程性的规定显得无足轻重，如不迟到，不早退，完成多少产品数量，保证质量等，我们姑且把这些规定称为硬规定，即用以调节生产过程的规定。在生产不发达的社会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可以列举许多实例，原因在此。
但在生产发达的社会中，自动化、电气化、电子化使这些规定显得多余，而软规定却显得重要了。软规定主要协调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自动化流水线的每个环节，是强迫每个工人服从的。我们在这家工厂看到多条流水线，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工人的工作量很大。这叫做“非人化的强制”。从心理上说，“非人化的强制”比“人化的强制”容易接受。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很值得探究，尤其是它讲的现代化大生产在人们心理上引起的变化。怎样协调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份“公约”里面有不少马斯洛的心理学，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
由于自动化，管理变得简单，加之企业有辞去职工的权利，整个管理显得较为有效。看一下这家工厂辞退的人就可以看到现代化给管理带来的便利。退休的经理告诉我们，辞退的人有的是偷别人衣物箱中的东西，有的是在自助商店中不付钱。这些都是非生产性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用技术解决了劳资可能在技术上发生的冲突。这既是社会矛盾缓和的条件，又是企业发展的条件。美国企业不民主的过程已经技术化了和自动化了。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讲就是合理化了。剩下的是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不过人们的内心世界似乎难以协调，因为不合理的东西的合理化在不断地悄悄压抑人们的心灵，这个进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会强化。这将是西方社会在很长时期内都会面临的难题。
3.企业不民主
在一位朋友家做客，吃饺子。在美国这算一种高级“享受”。到了美国之后，处于“汉堡包”，“热狗”，“炸土豆”的重重包围之中，人们才会感到，吃饺子和榨菜之类属于一种高级享受。不少中国人来美国许多年，还是不习惯吃西餐。这大概也算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吧。
席间谈到打工。朋友的太太在不少地方打过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能不打工。她的第一句话是:“打工真的累死了，我都哭过好几次了，真的打不动。”我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累与不累，而在于在经济领域中怎样进行管理，怎样逼得人去工作，逼得人感到“累死了”。
她说管理得极严，在工厂、企业等部门，上司是绝对的权威。有的上司很凶，大家都怕。她现在在校园中打工，负责打扫教学楼。每天下午 5 点上班，深夜 1 点下班，因为要在学校中人少的时候打扫教室。她说监工管得非常严，并且交待每份工作应当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监工负责检查，如果不符合要求，就会开条子让工人重做。再不行，就打发走。
监工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工人面前。监工什么时候来，没有准，只要被他看到有人在休息，或在说话闲谈，就要被找去谈话，加以警告。再来一次，就要打发。在监工面前，绝对得服从。
在监工之上还有一层。监工之下也有一层，有一个包工的人把负责整个楼的打扫包下来，然后分给下面的人。对于分配的工作，下面的人一定要完成，如果觉得不公平，理论上说可以找上司谈话，谈得不行，可以再找上司之上司。但在这期间，分给你的工作必须完成，若不完成就可能被炒鱿鱼。因此，从整个经济活动组织来说，管得非常严。这一方面是其生产率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其社会生活自我组织的重要条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现代化给管理带来的便利。这位朋友的夫人说，监工们都带着对讲机，随时与再上一层的管理者联系。监工一面巡视，一面可以接受上级的指示。另外，在有的建筑里，有摄像镜头，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其最强大的力量就是金钱，因为一旦涉及炒鱿鱼，找工作也十分困难。因为新的雇主要问为何原来的工作不做了，有可能打电话给申请工作人原来的雇主。在美国这个社会，如果找不到工作，生活将会十分困难。生活的压力，金钱的魔力，管理的权力，都促使做工的人全力以赴，小心翼翼。要做就得真出力，实打实。
社会生活圈中的这种严格的管理，是社会有机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私人企业和公司管理着社会大部分经济运行机制。公共部门基本上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最重要的力量就是金钱的方量。金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金钱都会形成这样的力量。金钱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会产生力量。只要工作，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如：洗碗每小时 3-6 美元。洗十个小时，取中线，可以挣到 40 美元，按官价折算，差不多 160 元人民币（当然，工资的高与低，仅以收入的数额或从与他国工人的工资相比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同支出的比例以及通货膨胀率相联系才能看得更清楚）。如果每小时只有 1 美元，可能大部分人就不会把怎样工作当一回事了。只要工作，大部分都有份较好的工资。这样他就不愿意丢掉工作，但要不丢掉工作，就得兢兢业业。这样社会就有了强大的协调力量，而不需要政府来协调。只有在劳资冲突或社会矛盾超出一定界限之后，政府才会加以干预。
通过金钱的力量来管理社会，很少讲思想教育。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保证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盘剥。实际上，资本家及企业就是为了得到利润，这套管理方法也保证他们能达到目的。其实这种管理精神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公共部门也是采用这种管理方法的。社会的其他机构也如法炮制。这种管理造成一个机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的严格高效的管理。应该说，这构成其政治民主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政治统治的具体领域很有限，大部分领域被私人企业的超政治活动包罗了，动荡和波折不至牵动整个社会。而在体制和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中，政治或政策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美国人的管理是死板而严格的，中国传统讲究灵活而机动，这样才显得富有人情味。美国人认为前者是天经地义，中国人认为后者是天经地义的。有一位在美国公司里做二把手的台湾人告诉我，他向美国人讲清楚，他是中国人，愿意按照中国人的方法来管，如果诸位美兄不合作，他只好采取美国人的方法，何去何从，悉听尊便。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人接受美国的管理方法是困难的，在心理上会感到不平衡，可能人际关系也无法协调。中国社会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为政治发展创造一个较好的社会的组织机制，十分值得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