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工厂

思想工厂是我自己造的词组，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库”（Think Tanks）。在美国，形形色色的思想库之多，为一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乐意将思想本身视为一种产品，论质取货。纵观现代社会的发展，思想库在其中推波助澜，作用非凡。由此想到思想库对社会有无比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社会的传承和革新而言。

在旧金山，去了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胡佛研究所就在斯坦福大学里，虽然它不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坦福大学的建筑带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这和这块土地的历史有关。不过，胡佛研究所没有这种风味。胡佛研究所以其保守观念而闻名。不少教授戏称它为“反动”。里根当政思想的思想基础不少来自胡佛研究所。当然，胡佛研究所也不乏大家，如有名的政治学者李普塞就加盟他们。

胡佛研究所成立于 1919 年。二十年代的资料基础是苏联政府提供的资科，当时胡佛总统向苏联提供援助，苏联无钱支付，美国便要苏联以各种资料互换。不知这个故事的真假。如果是真，倒是很有远见的做法。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从日本弄来大批资料。后又从中国弄来大批资料。这方面的资料胡佛研究所收存得比较全。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胡佛研究所逐渐发展起来。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与古老的哈佛大学不相上下。在伯克莱参观了政府研究所。所长波斯比（Polsby），也是有名的政治学者。他说他的想法是把政府研究所办成一个对全国政策有影响的机构。政府研究所过去主要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问题，今后要向全国发展。这意味着走向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库。

看了这些思想库，深感它们对美国社会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想起布鲁金斯学会肯特•威佛（R.Kent Weaver）的一篇文章:“变化中的思想库世界。”这篇文章对思想库的发展有一概览，不妨细看。

对于思想库的定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一般来说思想库是非贏利性的、独立的机抅。也有人开玩笑，如有个叫彼得，凯利（Peter Kelley）的就说:“思想库是这样一种安排，自愿的公司、政府或古怪的巨富拿出几百万美元，支持那些花大部分时间争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印的人。”（我在翻译时用中国人的习惯，“铅印”在中国人眼里是正式出版，其实在美国正式、非正式都可以铅印）。一般来说，思想库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学生的大学”：二是非赢利的政府研究承担者。在美国，思想库“爆炸”。1988 年，华盛顿 D.C.电话本上列了 124 个“研究所”，还有一些闻名遐迩的思想库不包括在内。

思想库的作用。思想库究竟起什么作用，也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广言之，思想库的作用有：（1）政策思想的来源。思想库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和传播短期内不会成为政策的思想，使決策者逐渐接受这些思想。（2）政策提议的源泉和评价者。思想库一般注重推进和评估特殊的政策提议，评价的方法就是发表专著或文章。所以各个思想库都非常注重发表著作。著作是没有学生的大学的主要成果。有些研究机构也为国会立法准备材料。（3）政府计划的评估者。对于政府正在实施的计划，思想库也常常加以评估，以视这些计划能否有效地运转，能否切实有效地达到目标。（4）人员的来源。思想库还可以向政府提供人员和专家，思想库中的成员往往成为政府某个部门的行政者，因为他长期研究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的知识。

思想库的管理。思想库的管理包括很多方面。（1）形象，思想库传统上保持无党派的研究机构的形象，研究问题，提出结论，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结论作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库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布鲁金斯学会就常常被视作自由的民主党的思想库，美国研究所（AEI）常常被视为保守的共和党的思想库。不过也不尽然，这两个机构之间有许多“人才流动"。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主席也力图将学会的形象造成中立的。不过有的思想库直言不讳，如美国遗产基金会的一位干部说:“我们是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突击队。”（2）成员管理。成员管理包括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决定设立专门人员还是委托外面的学者加以研究，两者各有利弊。二是如何使研究人员学会研究政策问题，因为政策问题与学术课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受大学严格训练的人，可能较善于研究学术课题，而不善于研究政策课题，因而应加以推进。在人选方面也有问题，是选受过大学精深教育的人，还是选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自然也是各有利弊。（3）财政。思想库虽然是非赢利性的，但其财政问题尤为重要，没有财源，不会理财，思想库便不能继续。（4）设定日程。思想库的活动需要组织和安排，不是一盘散沙，因此如何设定日程便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领域，一个还是两个，或者是都有涉及，怎样建立各种课题之间的关系。等等。（5）成果管理，包括推进出版，扩大影响等方面。

思想库有意无意地起到一种“社会医师”的作用。它们不断寻找和发现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是思想库要生存下去和获得资助不可缺少的条件。要获得资助，就得别出心裁或自出机杼。这种机制推动它们去寻找政策问题。很多政策问题便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寻找出来的。

然而，不管出自什么动力，它们找到了政策问题，就可以使社会存在的问题得到研究。它们的研究成果如果变为政府政策，则会促进社会改进。也许大多数思想库本身就有维持现存政治制度的明确概念，但它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有此效应。

思想库这类“社会医师”，诊断社会，发现病状，寻找原则，预计后果，开设药方。其社会功能不言自明。美国的思想库大多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战后大成气候。这个时期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缓和，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吗？恐怕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

最后，我总觉得思想库的译法不好，虽然英文是这个意思。“库”总有些存放东西的意思，思想库不仅存放，而且生产，故用思想工厂。在思想工厂中，充满着活跃的智慧。

2.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在一幢古典风格的建筑中。早就知道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库之一，与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齐名。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 1927 年，由几个研究所合并而成。一个是政府研究所，建立于 1916 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公共政策问题的私人机构；二是 1922 年建立的经济学研究所；三是 1924 年建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府研究院，这是较早实验培养公职人员的机构。

新组成的机构以罗伯特•索默斯•布鲁金斯（1850-1932）的名字命名。他是圣路易的一位企业家。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私人的、非赢利的组织，财政来源靠一些基金会、公司和个人，另外还有赠款、讨论会报名费、出版物销售费、计算机使用费等。基金会也接受政府的合同研究一些问题，但保留发表权。有一个董事会控制学会活动，保证学会的独立性。董事会主席是主要的行政者，负责提出和协调政策、提出计划，选择人员，负责与政府官员、国会成员、企业界领袖、基金会官员和其他学者进行讨论。

研究课题根据以下几点选择:重要性、时效性、信息来源、调查手段、人员与基金的可能性、计划与布鲁金斯目标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要求每一项研究都必须是学术性的，适于公开发表。布鲁金斯学会本身声称没有政策立杨。

布鲁金斯学会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印在他们 1987 年年度报告扉页上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的名言：“如果我们能激发人们去思考这些法律、政府、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我们对人类做的贡献就将大于任何慈善行为。”布鲁金斯学会主要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精确地完整地确定政策问题；使公众注意正在出现的问题；和研究进去政策的成败，温故知新。任何研究都要讲究事实确定，意见有价值，提出的政策是现实的。

我们在布鲁金斯学会与计划主任詹姆斯·D·卡罗尔（James D·Carroll）讨论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关系。他说布鲁金斯学会不注重是否马上影响了决策，也不注重立竿见影的问题，这些应由政府中的专家来研究。布鲁金斯学会注重长期研究，注重对社会发展趋向的研究，尤其注重研究的教育效果，使整个社会对某项发展充分重视，都来分析，这是未来制定合理政策的基础。卡罗尔说，许多成果现在没有用，但有一天人们会想到要用它，这时候布鲁金斯学会已经提供了它们。

重视长期研究和社会总体研究是布鲁金斯学会成功的值得重视的条件。如果都一拥而上研究政府现在想做的事，恐怕一不利于科学研究，二不利于社会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计划分为几个部分：

经济研究，专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怎样提高生产率，如何储蓄增加并投入生产，美国怎样与其他国家在货币和税收方面进行合作，世界市场怎样向自由贸易开放，第三世界的发展如何得到保障，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得到提高（如卫生、教育等等），以保证美国处于世界前列；

外交政策研究，研究当今世界的变革，各国的国际化，各国的经济发展，科技、投资转移、跨国债务、国际竞争等，特别列出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事实。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发展要求美国提出新的目标和进行大幅度调整。在这方面，布鲁金斯学会享有名声，我们见了哈里·哈定，四十岁左右，为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有一本新书叫《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专讲中国的改革，为人们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提供了系统的知识背景。这方面的研究覆盖面较广，包括苏联、中国、日本、中东等地；

政府研究，专门研究政府体制与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关系。美国宪法有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中，政治制度大致未变，但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政府研究主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包括政府效率、政府结构、政府功能、选举法律、总统提名程序、总统与国会关系等问题。

另外，中心还有一个计算机中心，处理和收集数据。有一个公共政策教育中心，专门举行各种讨论会，邀请公共和私人部门的领袖来讨论问题。1987 财政年度，有三千高级人士参加了中心的活动，讨论各类问题，从美国航空计划、电子工业到国际恐怖主义。

最后这一点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官员或私人部门的高级人士，都愿意参加公众活动，发表演说。这成为一种风尚，也许与政治制度的特性有关，政治制度往往逼得政府官员亮相，不亮相做不长，政府官员也乐于解释自己的政策，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建立了理解政策的基础。政策往往是不被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和问题。一项政策要想行之有效，必须被理解。在这方面，美国人实惠，象做生意一样，提供最详细的说明书。而不少社会的政治精神不是如此，而是回避解释。这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种政治艺术。

布鲁金斯学会的另一项活动就是组织出版学术著作和刊物。它出版一份刊物，叫《布鲁金斯评论》。另外，每年出版很多著作，1987 年财政年度，出版了二十九本书，六本论文集。布鲁金斯发表的学术著作品质颇高，有点阳春白雪。1987 年，有三本被《Choice》杂志评为“1986-1987 杰出学术著作”，还有其他的图书奖也常常落到这些著作头上。我们在那里会见了几位学者，都撰写了几本学术专著。在这里，写书是学者们的主要活动。

思想库的发展是美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可以说，西方国家中，思想库最发达的要算美国。美国人的基本精神是把思想变成一种对象，可以不断地改进、完善，以供人们选择。这是实用主义和商业精神甚嚣尖上的结果。在欧洲社会中，人们的文化观念说到底还是认为，思想有主观倾向，不是可任意选择的，也不可任意修正。思想库的发展，十九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以研究美国政治出名的托克维尔没有见识过。而认识今天的美国社会的政治，必须认识这一点。商业精神最讲究货比货。在思想库中也一样，各思想库也是相互竞争。由于美国政党的意识形态相同（当然这句话需要加以限定：首先，这是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不是指美国所有的政党，如美共等。其次，这仅是指民主、共和党在不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意识形态是相同的，除此之外，两大政党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差异颇大），大家面临的都是怎样应付危机和矛盾，所以乐于择优而取。这样一种机制，对促进政府行为的合理化自然有利。虽然思想库的结论有时激烈反对现行政策，但总体上都构成这个体制的稳定器。

3.卡特中心

战后有一个传统，每届总统离任之后，都要建立一个以这位总统命名的中心，将这位总统任内的文件和资料存放在那里，并把有关的实物，如总统接受的礼品、有重要意义的物品陈列在里面。另外一项基本的内容，就是展示这位总统的政绩。总统中心或称总统图书馆，每座大约要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由政府拨款，或加上私人捐赠。卡特总统为佐治亚州人，所以他的中心设在亚特兰大市。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建筑，花费二千五百万美元。据称除了政府拨款之外，卡特还从别处弄来不少钱。建筑的花园颇有东方色彩。整个建筑分为几个部分：

卡特中心，中心是一个半赢利性的机构，目的是通过研究和社会性努力减少社会冲突、消除痛苦和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这是中心自己声称要做的。中心也声称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前总统每天参预的机构，中心里面有杰米·卡特的办公室。

爱摩里大学卡特中心，与卡特中心在一座建筑里，主要组织研究、讨论会和发表文章。这个中心在拉美和加勒比海、中东、苏美关系、非洲、健康、人权和冲突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人员与爱摩里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爱摩里大学的研究生也到这里来做研究。中心多数成员都是爱摩里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其中不乏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中心的苏联问题研究也全国闻名，爱摩里大学有全国数得上的卫星电视节目接收系统，每天24小时接收苏联的电视节目，进行分析。有一位教授叫艾伦•米基耶维奇（Ellen Mickiewicz），据说她的研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颇有影响；

全球 2000 家公司，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和农业；

拯救儿童组织，主要负责照料儿童方面的事务，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杰米•卡特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个图书馆大概有二千七百万份文件，供人们研究卡特任期内的政治情況。博物馆的目的在于向公众开放，促进人们对总统制度的理解，这个部分由国家档案馆负责。

重要的是最后那句话：博物馆的目的在于向公众开放，促进人们对总统制度的理解。这种机构是各类向公民传播美国精神、信念、价值观念和政策选择倾向的机构中的一个，其作用在于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原则和政治文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卡特中心如何做这件事。博物馆首先提供一部关于宪法和总统知识的电影，其中穿插卡特做总统时的镜头。电影从独立战争讲起，讲宪法的制定，描绘华盛顿总统的丰功伟绩，介绍政治传统，类似于教授美国政府的课程。任何前来参观的人都可以观看这部电影，免费。进入博物馆看，可以看见大厅分辟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集中展出和介绍一个领域，如外交、环境、健康、财政等。每一个部分都有大幅的照片和说明，并且设有一至两架电视机。电视机上有几个按钮，按钮上注明，如人权、战争、环境等。如果来访者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只要按一下钮，卡特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向参观者解释这项政策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专门给儿童看的电视录像，是卡通片，题目叫：“如果你想成为美国总统。”画面活泼有趣，生动形象地介绍总统制度。这一点是令人惊奇的，美国人注意在公民成长的各个阶段传播美国的精神。这项工作是任何社会要追求制度稳定都必不可少的。

这种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美国发展得比较完备，这是其社会稳定和政治制度稳定的潜在的因素。每个社会都应当寻找方法来传播其主导价值，没有一套健全和有效的机制，制度的稳定和政治理想的传承是不可能的。

总统图书馆或中心的基本功能不在于保存档案（当然保存档案对后代和历史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于传播价值和信念。来参观中心的人接踵而至。美国调动各种手段进行某种“政治教育”。可以想象美国人是深通此道的。美国人往往说他们信仰他们的制度，其实他们更信仰他们的信念。

我觉得美国人在政治上注重捍卫和传播信念，甚于维护具体的体制。宪法的持久在于它表明了美国的价值和信念。从体制上来说，这部宪法并不完美。在政治生活中，信念重于制度，因为制度是抽象的，要由人来体现。任何制度，如果其本身不能自动表现在体现它的人的精神中，就都是脆弱的。

所以，总统中心是政治，不是历史。举例便可说明，里根总统卸任前，已在选择在哪里建里根中心。据说看中了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态度不积极，因为大学是政治中立的学术性机构，而里根中心“带有政治倾向”。后来里根中心便没有设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

卡特中心与其他总统图书馆或中心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它拥有一个与爱摩里大学政治学系合办的研究中心，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思想库。政界的很多高官显臣，在离开华府和官职之后，纷纷到各类思想库中谋职。他们从政的经验以及与官场的联系，又带动了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产品介入政治过程，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卡特中心聚集了一小群学者，大部分为政治学者，可见办这中心的自的所在。卡特中心的研究计划，涉及国内政治和国外政治，其意图也是明确的，可谓雄心勃勃。

学者在这里做研究，有非常优厚的条件，全部开支由卡特中心提供。这类中心，有前政治家的胆识和关系，有来自私营企业的经费和资助，有学者们活跃的智慧，它所起到的作用为一般思想库所不能比拟。

4.国防部长论坛

亚特兰大市位于南部。南北战争时，亚特兰大曾是南军和北军交战的战场。南部地区相对来说不如北部地区繁荣。南部人至今对南北战争似乎还耿耿于怀，话题总是离不开这场战争，北方人对此也清楚。我遇到的人听说我要去亚特兰大，告诉我说，那里的人一定会同你讨论南北战争。果不其然，不少人同我谈南北战争，说那场战争毀了亚特兰大，现在的亚特兰大完全是重新建设起来的。在亚特兰大市，我们参观了南方国际研究中心（The Souther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个中心是南方少有的国际研究中心之一，组织了一些具有轰动性的活动，颇为有名。

中心坐落在一幢不大的房子里，这幢房子也是刚刚买下的，正在装修。中心主任 W 向我们介绍了情况：“这个中心有将近 20 年的历史，主要是举办外事政策的讨论会。中心组织了成百名专家和杰出人物与当地企业界、政界、学术界和大众见面。中心的前身是南方国际和公共事务委员会，建于 1967 年，1977 年改组，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教育性的机构。”

何为教育性？我很感兴趣，向他问了这个问题。他解释道:“南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南方地区对世界不那么开放。今天的科技迫使美国人成为相互依赖的全球共同体的成员。不了解今天的国际社会，是无法决策的。中心的任务是让成员和公众了解这个新的环境，让他们亲耳聆听有关国际经济、外交政策和他国文化的演说，听国际专家、世界领袖的意见：理解这个国际社会。中心本身没有政策倾向和政策立场。”话是这样讲，没有一个机构会没有价值选择，只是怎样表达有所不同罢了。

中心的主要活动包括教育性的研讨会，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阿拉伯王子费萨尔和大部分国家的大使，都应邀来这里做过演讲，由此可见中心的厉害。

中心每年举行一次由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讨论会，由 CBS 电视系统向全国转播，由新闻总署的卫星向海外传播。中心还组织专门的小组，研究一个国家、地区或全球的问题；实施连续的国际商业教育计划；与世界知名人士共进晩餐。另外，还举办各类讨论会等。中心出版《全球评论》和《国际问题文献》两份刊物。

这个中心的活动是引人注目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组织的几项活动：

1987 年 12 月]8 日，第五届前国务卿年会，与会者有腊斯克、罗杰斯、基辛格、万斯、马斯基、黑格，主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1988 年 1 月 19 日，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前来演说。

1988 年 5 月 60，亚太问题年会，题目是：华盛顿——北京——台湾：关系正常化后的十年。

1988 年 9 月 30 日，讨论会，题目叫“向下届政府建议”，有八位前国防部长到会：麦克纳马拉、克利福德、莱尔德、里查德森、施莱幸格、罗斯菲尔德、布朗、温柏格。

从上述活动可以看出，这个中心的能量不可小看。这个中心有多少人呢？经常性的工作人员大概十名左右。资料室只有两个人，负责出版那本《文献》（主要是一些复印文章的汇编，但很有用）。

中心的活动经费从哪里来？这是个关键的问题。经费的来源有多种渠道，有的来自赠款，有的来自基金会，有的来自会费。中心的成员分成许多种类：国际组，25,000 美元或以上；企业主，10,000 美元；发起者，5,000 美元；支持，500 美元；资助，250 美元；普通，100 美元；特别，50 美元。特别组包括学生、教育机构成员、大众传播媒介的代表和退休人员。

自然，单靠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主要经费来自基金会和企业。W 说，经费来源不能单一，单一的话就有可能被给钱的人操纵。问题是有许多人愿意给钱。象南方国际研究中心这样名扬四海的机构，不少人愿意给钱。这是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面我谈过布鲁金斯学会，它的主要经费都是来自基金会或什么地方的。

此外，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高级政府官员乐于做这种事情，离职的政府高级官员也愿意做这种事情。尤其是后面这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对内外政策发表意见。美国人也愿意听来自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或领袖发言。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不能没有自己的立杨，但多听不同人的见解，可以知己知彼。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的人都会有所收获。政策的优劣有一条普通的标准，就是反对的人是多是少。多了解和掌握不同的见解，就可以制定出覆盖面较广的政策。

这些知名人物如何接待？要不要付报酬？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付报酬，因为他们愿意参与这些活动。有些人要付钱。关键的问题是安排他们的行程和日程。从他们走出家门的第一步到回到家里的最后一步，中心都得精心安排，不得有误。这些显赫人物万一有个闪失，事关重大。有时候要用私人飞机接送，那种巨大的，每边有三个门的高级轿车（Limousine）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看到，南方国际硏究中心只是一家私人的机构，但它却有足够的力量召集所有的前任国务卿到亚特兰大市来开会，做演讲，也能邀请所有前任的国防部长到亚特兰大来做演讲，就国内外政策进行分析和讨论，并让公众参与这些活动。于是智慧活跃了。智慧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制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有强烈的政治世俗化的观念，强烈的非神秘化的观念。曾经身居高官的人，并不回避这类活动，而是积极支持这类活动。说得难听一点，是他们不甘寂寞，正因为他们不甘寂寞，中心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象这样的中心，也非绝无仅有。除了它们本身办得成功之外，它们也起到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大众教育。实际上众多的这类中心通过他们的活动把美国的价值观念传播给了大众。这类机构是政治社会化的功不可没的机构。政府的一些基本政策通过这样的渠道传播给大众，得到更多的认同。

同时，中心也起到把各界的观念传播给决策者的作用。试想电视台向全国一转播，会产生何等的效果。政策问题往往不在于制定得好不好，制定得好固然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让公众信服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一项政策才能得到贯彻的根本条件。一些政策的无效，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观念和大众的认同问题。这类中心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们不是政治的正式机构，但起着政府机构起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