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观念

对美国人的家庭观念或家庭组织，受过东方文化熏陶的人大多不敢苟同，也不欣赏。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与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当然，美国的家庭成千上万，也各不相同。我们分析的只是典型的、代表主流的美国家庭观念。

组成家庭，很重要的是有一男一女结合。对大部分美国男男女女来说，这种结合并不能妨碍他们每个人的私域（privacy）。许多夫妇都相敬如宾，互不干涉对方的私域。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模式，在中国和日本是不能接受的。男女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商量性的，听上去就象是两个不怎么认识的人在谈一件事情。当然，也存在融洽的家庭。

美国人的夫妻生活发展到这一步，是社会长期以来追求个人主义的结果。美国人自小就受到这种训练，视这种价值比任何价值都重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这种教育，已变得不那么善于与人打交道，已不会与人共同生活。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将来的一个难题。结婚并不能打破在每个人心里筑起的这座堡垒，特别是年轻夫妻。年老的夫妻似乎更需要相互依赖，不那么注意维持内心的屏障。

这道屏障是如何形成的？这要从美国人自幼的环境谈起，谈起来我觉得不少的年轻夫妇太个人主义，太自私，不太注意对儿童的扶养和教育，不象东方人那样望子成龙，也不象传统的西方人那样倾注心血。很小的孩子，甚至连一岁还不到，一般就被送入单独的房间，美国人的观念是，这使孩子学会拥有私域，学会拥有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可保护家长的私域。这是让儿童学会独立的起步。美国人高度评价独立和个人主义。家长们向孩子们灌输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他们不希望由于孩子的降生而使自己失去这些。他们内心的这些兴许是无意识的动机推动他们鼓励孩子去“追求第一”和“自立”。从社会效果说，也许有积极的意义。孩子们很早就受到教育，应当自己做决定，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使家长可以较早地摆脱孩子的纠缠。

儿童很早就开始挣钱，家长也会给他们一些钱。不少很小的孩子在银行有户头。9 岁至 10 岁的儿童可以为邻居送报纸，13 岁至 18 岁的孩子可以为邻居看孩子。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社会，家长们深知要使孩子获得独立，必须强迫他们学会与金钱打交道。

到了 18 岁至 21 岁，家长们便鼓励孩子离开家庭，过独立生活。一般来说，孩子们到了这个岁数，都外出自谋生计。孩于外出之后，与家庭的关系，从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十分淡漠。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子女打电话给父母，说某日几点钟来，几点钟走，届时便走。年轻人进入社会就象进入战场，要想有一个较好的生活，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这种压力也迫使他们无力顾及父母。我知道有些人很爱他们的父母，但他们没有时间经常去看他们。我也知道许多人对老人很淡漠。不少老人住在养老院或什么地方，子女等于没有作用。不论出于哪种情况，予女要赡养老人极为困难。老人的现状教给年轻人的是什么呢？会在年轻人身上留下什么烙印呢？

父母一般也不管子女的婚事，那均由子女自己决定。子女只是把女朋友或男朋友带回家里与父母见见面。美国人在这方面较为随便，豪门望族可能严厉一些。父母也都是这样过来的人。青年一般在中学就有男朋友或女朋友，性的观念较为开放，父母们对十五、十六岁的孩子的异性朋友，并无反对意见。我认识的一位老师就把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带到课堂里来，介绍给大家。她的儿子才十五岁。我问她对这种关系有何想法。她说她觉得很好，儿子的女朋友比他大两岁，有自己的汽车，不让她儿子喝酒、抽烟。接受这种事实在美国人看来是家常便饭，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女朋友、男朋友的概念决不意味着结婚，当然，也有可能结婚。

对子女的态度是由各种原因产生的，其实我觉得许多人很爱他们的孩子。然而，一般家庭必须让孩子早早独立，供养不起，所以他们无法去爱。反过来，子女也爱父母，但父母的晩年不能依赖子女，子女是无法负担的，因而子女也无法去爱。这层关系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父母的晩年得依靠社会保险或福利制度，而不能依靠子女。老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中国文化中包含浓烈的养儿防老的因素，孝道也为中国文化基本概念之一。美国人不是不想有这种观念，而是无法有。有位朋友说，除了文化的因素，物质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养儿防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势必减弱。

老人的现在就是青年人的未来。老人的这种状况影响着年轻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态度。从他们开始有孩子起，他们内心中就十分明白，这个孩子将来是不能依靠的，扶养他是一种单方面的义务，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指望什么报答。这会对父母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父母要真正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即战胜他们自身从小形成的个人主义（不是贬意的，而是指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代代相传，要选择新的开端极不容易，这是未来的一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战后这些年的发展、家庭这个细胞在美国已经分解。表面上看，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但实际上，真正的社会细胞在美国是个人。家庭组织和家庭观念正在加速这个分解过程。过分传统的家庭对个人的束缚太紧，不利于个人发展。但过分松散的家庭是否就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呢？家庭本来可以协调不少人际矛盾和人际关系。在家庭分化之后，这些矛盾就得交给社会了。

政府承担着沉重的由于家庭分化而产生的负担，从儿童教育到老人问题。这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包袱。但在家庭组织日益分化的今天，这个包袱可能会越来越大。政府能提供的只是物质条件，情感上的问题谁来调节？家庭的分化使社会失去了不少人情，这对一个和谐社会也是不利的。

不少人对家庭的演变也忧心忡忡。新保守主义思潮便是代表之一。新保守主义强调家庭的作用，不少人希望家庭能传递宗教、道德、伦理等基本规范。不过在美国社会这种机制下，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社会究竟以个人为细胞好还是以家庭为细胞好，家庭应该如何组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观念。美国社会至今依然是以家庭为社会基层的单位。但在精神上，家庭正在被架空，而社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以个人为细胞的调节机制。最后要问两个问题：

人性究竟适应于过有家庭情感的生活还是没有家庭情感的生活？

个人主义是情感选择的还是不得不接受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导致传统家庭的分解，美国社会走过的道路似乎是这样。现代化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是两难困境。我在新加坡时就深感这个问题的困难。新加坡是华人社会，也是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发达之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家庭分解的危险。新加坡力图通过儒家文化来缓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家庭观念和家庭组织的演变，也很好地反映出了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单面的人”。马尔库塞对美国提出的问题是：爱欲文明能否取代技术文明？我的问题是：除了性爱之外，人类社会还应保持怎样的情感？

2.无知的一代？

青年一代的教育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问题。大学教育具有相当水准。主要的原因还有，年轻人可以进入大学的面很广，人才是在大学中淘汰出来的，而不是在大学之前。但中学教育令人担忧，中学（高中）教育水平之差，令人吃惊。当然不是全美国都如此，有地区性的差别，在大城市和黑人居住的地区，情况尤其严重。10 月 4 日晩上电视播发了一项特别节目（Burning Questions，热门问题），题目是：孩子为什么不及格？看了之后，令人大为震惊。在美国这样一个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中，教育水平如此之差，一般人难以想象。

电视节目分为三段：高中生、教师和家长。高中生的基本知识面很窄，电视中报道了一些测验的结果。在有关本国的知识方面，知道美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珍珠港事件的有 81%，知道政府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并相互制衡的只有 64%，知道门罗主义的只有 42%。对于最高法院判定黑人和白人隔离违反宪法之事，知道的人只有 20%。在世界知识方面，高中生的问题更多。大部分人不知道国际上的政治领袖，但对杰克逊、玛多娜这样红极一时的歌星却十分熟悉，知道奥威尔的《1984 年》一书的只有 25%。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数学方面，也是惊人，知道 10 的 87%是多少的人，只有 60%。在地理方面也同样创造“纪录”，据闻有 50％的人找不出华盛顿市在哪里。我认识一位台湾来的留学生。他说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台湾，没想到对方提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问题：“台湾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另一位巴拿马来的留学生也曾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对巴拿马的概念，就是一条运河，两旁有许多房子，根本不知道巴拿马是一个国家。

此类问题，在美国讨论已久，对美国人不能书写，不能计算，美国人自己也忧心忡忡。曾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朋友开一家店，买可口可乐六瓶可以打折扣，如一瓶 50 分，六瓶就只要两美元。一位美国人来买，他向他介绍买六瓶合算，只要两美元，那人就是怎么也算不过来，说宁可一瓶一瓶买。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这种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10 月 3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IBM 公司设有一个成人识字（Literacy）中心，正在实施一项计划，教育成年人识字。IBM 公司每周三天开设课程，学生从 20 岁到退休年龄不等。这是这个地区的大公司首次实施这样的计划。IBM 实施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到九十年代，在这个地区就难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工人了。IBM 成人识字中心经理 Dave Cox 说：“我们认为成人文盲是个主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我们要扩充经济，参与竞争，我们就必须得到经过训练和能够加以训练的劳动力。”

根据 1980 年的统计，伊利诺州的官员估计，该州大约有 200 万人可以被认为是实际上的文盲。估计芝加哥市的这项数字是 75 万人。在全美国，问题之大，不难想象。如果说教育系统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美国的未来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日本战后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教育制度的严格性。今日的日本，教育体制依然相当有效，这恐怕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除了知识教育之外，严重的问题还存在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青年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关键的因素是青年一代失去了信仰和伦理观念。保守派对此十分反感。这档电视节目的总结是：孩子们缺乏价值观、纪律和目标。

原因何在？

教师们的答复是：教师的工资太低，待遇太差，高中留不住人，大家都见异思迁。家长的答复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管孩子，挣钱都来不及。问题是，是不是联邦增加拨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部分解决，但不能全然解决。美国人的思维容易想到拨款上去。

我在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里看这档电视节目，主人有一位女儿是高中生，另外还有一位女儿的同学。看完电视节目后，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女孩子说，“美国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但在我的学校中问题没有这样严重，同学们的成绩要好得多。学生缺少地理知识，也许与生活太优越有关，他们不需要到别的国度去就可以得到舒适的生活条件。对价值、纪律和目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她的同学说:“这种问题在大城市和贫困地区特别明显，很多人不会写不会念，他们认为读书不能马上赚钱，而贩毒或做什么事却可以马上赚钱。接受更多的教育没有立即的好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位高中生是一位想过这个问题的人。

在商品经济中，钱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加以引导，人们都会唯利是图。最后会引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发展经济，需要首先调动货币机制，引导人们的精力。等到经济发展了，需要高科技高技术了，才发现难找这样的人才，因为货币力量会趋使人们寻找简单劳动挣钱，而非复杂劳动。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引以为戒的。

“货币能解决的问题，智慧一定能解决。但智慧不能解决的问题，货币一定不能解决。”

这家主人的评论更突出地表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这是一种绝对化了的说法。智慧和货币结合方能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智慧或货币绝对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两者如何结合。他说:“青年没有价值、纪律和目标，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也没有。”这句话点明了有知识阶层的忧患所在。这一代是过去的一代造就的，而下一代又将由这一代来造就，结局是可以想象的。

如果基本知识的传递都成问题，那社会的基本价值信念如何传递？如何社会化？这不仅是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最大挑战，也是对美国政治的最大挑战。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表明这种忧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3.游离少年

家庭观念的变化，以及家庭组织的松散，在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相反？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使人担心谁会认真承担家庭的责任。年轻夫妇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解決家庭责任。在中小城市和乡村里的家庭中，我觉得家庭观念还较浓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家庭责任也较明确。尽管美国的社会机制使人明确知道子女的不可依赖性，但有责任感的家长依然尽自己的义务，把孩子抚养到成年。

然而，个人主义和私域观念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这种氛围。我觉得这种家庭精神——个人主义和私域——使家庭关系较难以调整，家庭中紧张态势（Tension）较大。父母很难管理较大的孩子，尽管父母可能是正确的。父母因为要维持自己的私域，有时难以考虑周全子女的愿望。夫妇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美国的离婚率很高，很多原因不是社会和其他问题，而是个人的精神问题。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克莱默夫妇》，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精神状况带来的问题。值得注意的不是乔安娜出走的说不清楚的理由，而是丈夫对孩子的态度。家庭中的这种内在精神带来了不少问题：离婚率高，单身家长多，游离少年多等。我们来看一下游离少年的问题。

游离少年的概念是新加坡人的概念，类似于中国的“逃夜”和北京土话“涮夜”之类。家庭问题首先影响到青少年一代，由于家庭矛盾导致青少年出走，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是在于青年乃一个社会的未来。失去了一代青年，就失去了未来。社会的未来如何？答案也在于青年一代的成长。美国人也深谙此道，参院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主席伯奇·百恩（Birch Bayh）在 1976 年就说过：“我们的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社会固然能培养出大批精英。但对一个社会来说，需要精英，也需要大众。如果大众是“垮掉的一代”,社会何以进步？

从家庭的组合，走到游离少年，只是想从游离少年的现象追溯家庭的功能。手头有阿诺德·P·鲁宾（Arnold P·Rubin》写的著作，《少年违法：美国的游离少年》。这本书出版于 1976 年。虽然出版于 12 年前，但仍然有价值。

游离少年在美国较为严重。1975 年的估计是每年 100 万，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与美国 2 亿多人口相比，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宇。1973 年，警察当局抓住的游离少年达 26.5 万。游离少年指的是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未经父母同意离家出走。最小的有 10 岁左右的儿童。我们可以看一下鲁宾描写的一些少年离家出走的原因和结果。

泰丽，“我出走的主要原因是家里紧张空气太浓。”泰丽 17 岁，她说她不想回去，家里太紧张。也不想去学校，学校里学不到有用的东西。

兰迪，17 岁，来自弗罗里达，“父亲把我放上公共汽车，对我说，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他说他出走的原因是，“我父母想摆脱负担……他们认为我的脑子有问题。”他和他的妹妹是收养的。

卡西，圣地亚哥，13 岁开始游离，她说她不能同她的继父在一起，他是酒鬼。他的父亲打她，“有一天我回家晚了一个小时，与一个朋友一起走回家，他就想打我的朋友，我母亲阻止了他。他用皮带打我，问我为什么晚回家，并拿刀来，母亲阻止了他。”

里克，12 岁，里克的父母不住在一起，他有七年没有见到母亲。他和父亲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三个人都是酒鬼。他父亲喝了酒就揍他。

白基，来自非常舒适的家庭，“我的母亲健康非常糟糕，家里很乱，她希望别人注意她，有时揍我来达到这个目的。”跑了两次以后回到家里，她父亲告诉她不能住在家里，她离家出走，住在街上一个月许。

伯克斯特，15 岁，在纽约被杀害，警察局说是被她的“顾客”杀害的。她曾因卖淫被警察局抓住。但她使警察局相信她已有 19 岁，是第一次干，警察放了她。第二天夜里被杀害。

白克莱，出走之后卖淫被抓，后来被害。原因是她父亲十年前离家出走，不告而别，家庭陷于贫困，不能不依靠政府资助。她想摆脱这种境况。

我仅随便在鲁宾提到的各种例子里举了几项。可以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家庭紧张气氛引起的，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紧张气氛。当然也有些儿童因家长不给买高保真音响设备之类的原因而出走的。可是，更深的原因在于不少家庭无法达到真正的内在和谐。人人都想有个人主义和私域，如何会有真正的和谐。个人主义和私域是美国社会重要的价值观，但它们是否在任何限度内都是有利无弊的？再好的东西，如果让其无限度地泛滥，必然走向反面。在美国，工作部门一般很少关注个人的私域。家庭是否也应如此？或者需要某种调和呢？

游离少年至少反映了家庭缺少吸引力。这个社会问题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两个问题：

其一，家庭的社会功能有弱化趋势。家庭是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场所，也是协调社会一部分矛盾的场所。由于家庭关系的演变，大量的青少年问题就交给了社会。单为游离少年之事，政府每年要花上千万的美元。相应地，政府也建立了游离少年的收留所等组织和设施。这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压力，增加了政府的开支，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二，青少年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能否具备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心理结构。青少年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虽然不可强迫，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这样大数目的青少年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一个社会的预后不良。实际上，大量的游离少年参与犯罪或成为犯罪的对象，失去了教育机会。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日本有完整的青少年教养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可能用西方文化的观点看，日本的做法不能接受，但日本的成功告诉人们，相背的道路可能意味着失败。每个社会都应找到良好的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今后几代还能撑住美国的架子吗？许多美国人也怀疑。

一个社会的发展，固然要依靠政治体制、企业、金融、科技、文化，但也要依靠基本组织——家庭。问题是怎样协调不断发展的社会精神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这决定社会政治协调的幅度。

4.无毒不美国

美国的概念，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必须与毒品联系在一起，故称之为“无毒不美国”。毒品已构成美国社会一个难以克服的顽症。里根行政当局最近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来反对吸毒贩毒，会有多大效果现在还难说。犯罪集团围绕毒品买卖组织起来，使出浑身解数，与政府的肃毒组织周旋。毒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在一些城市中，要得到一包毒品很容易，大街小巷上有人兜售。不少人吸毒上瘾，结果陷入毒品中不能自拔。有的人吸毒上瘾，不能不为犯罪集团所左右，年轻姑娘由此而不得不卖身换毒品。

毒品正在侵蚀美国，其力量，恐怕超过了历史上各种冲击过美国的力量。毒品的泛滥，也构成对社会体制的强大的挑战。能否抑制并压缩毒品的泛滥，是对社会体制乃至道德精神的一场考验。

毒品泛滥首先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青少年吸毒现象异常严重。我看过一部电影，讲一个中学校长如何去治理一个脏乱差的学校，主要对手是一名黑人中学生。他有一群学生拥护，在学校的厕所里公开贩毒。他们设计毒打这名校长，并且拆毁校长的摩托车。最后几个人拿了枪来杀这名校长。几乎就要被打死的时候，校长意外得救，这名学生被警察抓去，警车开走的时候，他两眼死死盯着校长，一副不甘罢休的样子，令人不寒而栗。这里面自然有艺术加工，但恐怕与一些情况严重的实际过程相差无几。毒品组织的触角早已伸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青少年集中的场所。在小城镇中可能好一些，在大城市中情况更甚。

我们来看一下一份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1987 年 5 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孩子与毒品”。作者一开始就引用了里根总统给这份杂志写的信：“毒品威胁着每一个美国家庭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毒品使年轻人失去他们需要的教育，使每一千名美国人中十人不能工作。毒品与犯罪紧密联系，摧毁财产，提高保险比率，劳累警察局和各类执法人员，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的经济损失可以用数以亿计的美元来测量，但如何测量一个生活被毁坏的国家的损失？”这番话，表明了美国遇到的严峻挑战。

青少年吸毒的状况如何？这份杂志对几名青年做了调查。其中有一个人的答复如下：

蒂姆•奥西基：“我在离开小学进入初中时开始吸毒。我发现这所学校中毒品很多，也许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大孩子和来自市中心的孩子。我认识的一些人吸毒，开始我不感兴趣。后来我开始吸Marijuana，不久这种东西不起作用了。后来遇到来自很有钱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向我介绍昂贵的毒品，如可卡因。我用了，从此可卡因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青少年在社会、学校或什么地方染上吸毒的习惯之后，便不能自拔，陷入泥淖之中。毒品的花色品种很多。有些是医用的药品，但过量了也会成瘾，对身体有害无益。毒品的名称有：Heroin，morphine，Codeine，methadone，Cocaine，marbiturates，Amphetamines，LSD，DMT，mescaline，Psilocybin，Alcohol 等。

青少年吸毒犯罪，由吸毒走上犯罪的不计其数。围绕着这个主题，人们制作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写下了难以计数的小说故事。有一部电影写的是几名中学生搞到了一小箱毒品，想出手。与另一帮人联络上后，约好在某处碰头，但发现对方带着凶器，想谋财害命，连忙拔出枪来，才没有遇险。这时另两名学生发现他们有一小箱毒品，便想抢劫。这天他们拿着枪去抢劫，正好遇上另一帮人也来抢，三方交战，死了两人。两名学生中一人被打死了，另一人在逃窜中将有毒品的那群学生的头头的弟弟撞死了，自己进了少年改造所。后者因弟弟死了，极想报仇，便故意去强奸前者的女朋友，结果也进了少年改造所。两人在少年改造所里明争暗斗。最后，一天夜里，后者打昏了看守，冲进前者的房间，展开一场殊死搏斗，结果是两败俱伤，打得鲜血淋漓。他们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自然，吸毒者不限于青少年，成年人中吸毒者也是大把大把地可抓。问题是这些人都是从青少年时代就染上了毒瘾。吸毒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主要是在身心方面，完全有可能使一个人萎靡不振，有气无力，情绪低落，最后摧毁一个人正常的精神状态，有时甚或导致死亡。

对于吸毒，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托马斯·斯萨斯（Thomas S·Szasz）就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大部分人均反对滥用毒品，认为要采取强制性的政策，因为毒品太危险。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损害和杀死自己，这是人的自由的一个基本方面。自我摧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罪恶，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来惩罚，但不能视之为一种罪行或精神疾病，运用警察力量来控制它。因此不让一名成年人拥有毒品是荒谬的。武器、利刃都更为危险，但无人禁止。这是一种权利。所以不能剥夺成年人拥有和使用毒品的权利，尽管大部分人不会使用它们。这是一种典型的反面观念。

这种观念现在不是主流。主流是主张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来禁止贩毒和吸毒。话说回来，不能说这种论点没有道理。因为枪枝弹药的确要比毒品危险，在美国却可以公开出售。一枪可以打死一个人；一包毒品，只要对方不受用，便打不死人。美国人认为拥有枪是公民权利，那么毒品为什么不能拥有？这个难题，美国人还没有解开。

实际上，这也是对人的权利幅度的挑战。在社会生活中，能给予每个人的自由幅度有多大？这是实际问题。说一个人可以享有全权是不现实的。洛克、卢梭等人讨论的问题，他们未能从实际上解决，今天的人仍未能从实际上解决。恐怕我们还需要对人类做一番再认识。

为什么说吸毒是对美国的一大挑战？问题就在这里。美国人相信每个人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个人的自由权，不能剥夺的。这种权利逐步发展，在二次大战之后，从政治领域的选举权利、种族平等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发展到后来的性自由的权利，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嬉皮士等）等。这一切都被美国人接受了。如今来了个吸毒的权利，美国人却不能接受。因为接受它，意味着民族或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衰败。美国体制中有没有坚固的哲学基础来支持这项反毒行动，现在还不能说。相反的哲学基础却有之。美国人现在大部分赞同禁毒反毒。这是一种事实和情感的选择，是一种公众舆论。未来会是如何？性自由不也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吗？

吸毒问题提出的挑战主要不在哲学领域，很少有人对这类抽象而深奥的问题感兴趣，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条件的话。吸毒问题提出的挑战还包括：促使人们吸毒的原因是什么？许多吸毒者的答案是，感到无聊、空虚、恍惚、沮丧，所以借吸毒来刺激一下。据一位精神病医生分析，美国人三分之一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问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得走入一个广大的视野。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企业、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这个环境在产生吸毒者呢还是在消除他们？吸毒者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反毒肃毒只是消极手段，因为只是针对结果而言的。但要改变产生结果的原因，又谈何容易？

我们深知，吸毒对一个民族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性。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其产生的危害可以说至今还存在，作为历史，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反对吸毒的美国人，大部分担心自己的孩子，少部分人担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个别人想的更远。更远是最难接受的。

5.黑社会

黑社会组织或犯罪集团在美国社会中有强大的势力，严密的组织。看过影片《教父》的人对黑手党组织和各集团之间的残酷较量有所了解。看过《家族的荣誉》的人对黑手党的活动和手段有所了解。其他各类文学形式也常常以此为主题。黑社会组织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虽然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文学作品，有艺术加工的渲染。其实现实生活中，黑社会的存在的确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大难题，构成对这个富裕社会的极大威胁，也构成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最大挑战。

11 月 25 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两个贩毒集团情况，读后令人不寒而栗。这两个集团的名称一个叫 Bloods，一个叫 Crips，基地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利用发达的高速公路系统，在全国建立起井井有条的暴力和贩毒组织。这个组织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发展到东海岸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城市。这个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出售可卡因。这两个组织发展到差不多每一个州，八百处据点。贩毒组织精心经营，成为一种具有良好管理的组织。

贩毒组织不仅扩大力量，而且装备精良。缉毒部门往往由于武器没有贩毒组织精良而被打得落荒而逃。这些组织装备有轻重武器，遇到麻烦，便大打出手。

这些组织一旦来到一座新的城市，往往不是悄悄地来，而是大造声势，开着昂贵豪华的小汽车，穿着珠光宝气的衣服。

这些人往往不带身份证，也不在街头兜售。他们雄心勃勃，来到一个地方，主要是建立销售网络，订合同，俨然象是在做正儿八经的买卖。

最近在密苏里州抓住两名罪犯，带了 1,100 磅可卡因，价值连城。

这两个组织到底有多少人，说不清楚。在洛杉矶县，人数大约在 700 名左右，大多数是黑人。洛杉矶市大约有 27000 名骨干分子。在全国各地，阵容强大。丹佛市大约有 700 人。俄克拉荷马市大约 60 人，加上已经抓住的 30 多人。堪萨斯市也有不少。凡是有他们活动的地方都有大批人马。

他们组织严密，而且肆无忌惮。在大街小巷各处出售毒品，并且恫吓人们不许报告警察局。在奥马哈（Omaha），有一块居住区被称为“越南”，因为这里经常发生枪战，血雨腥风。

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书名叫《Mafia Enforcer：A true Story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 Mob》。作者是托马斯·莱纳和塞西尔·科比。前者系著名的记者，专写犯罪活动内幕，在美国很有名气，得过各种奖，是研究有组织犯罪的专家。后者是一位悔过的犯罪集团要员。犯罪集团悬赏十万美元巨额，要拿他的脑袋。他由警察局严加保护，化名隐姓。这本书由塞西尔·科比口述，托马斯·莱纳记录并写作，暴露了黑社会的内幕，惊心动魄。

我们仅来看下他们在书的最前面勾勒的犯罪集团的组织图表。一类是家族式的犯罪集团，如黑手党。最高层是委员会，下面是老板，老板下面是小老板，小老板下面是头头（Caporegima）。头头下面是士兵（Soldiers），士兵的职责是强制执行纪律，手段是威胁、进攻和暗杀，同时执行领导层的命令。犯罪集团同时与各类人员和组织结成庞大的网。黑手党一般从事两种活动：一类为合法活动，如银行、酒吧、俱乐部、食品生产、工会、保险、房产、饭店、娱乐等，应有尽有；另一类为非法活动，如酒精、攻击、爆炸、贿赂、出口、绑架、暗杀、卖淫、偷盗等。

另一类组织是非家族型的，称为 Motorcycle Gang。这类组织有全国性领导层：主席、副主席、司库等。下面有 Sergeant at Arms，War Lord, Road Captain，他们负责管束集团成员，管制非成员，手段也是殴打、暗杀等。他们与社会三教九流有广泛的联系。从事的活动也有两类：合法活动包括汽车买卖、酒吧、娱乐、俱乐部、食品、摩托车买卖、房产、饭店、货运、建筑、古董等。非法活动与黑手党相同。

这类组织组织严密，能量惊人，主宰着很大一部分美国社会。白宫治理着美国社会，黑社会组织也治理着很大一部分美国社会，但这一部分是黑暗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第五章，卖身姑娘）：

“他们常常打死一些女人以保护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认为她们可能会变成告密者，这是许多姑娘消失的一个原因。消失者或者受酷刑，或者被谋杀。她们被肢解，钉在十字架上或被扔进荒地，让野兽吃光尸体，不留痕迹。姑娘们也因其他原因而消失。有时她们在低级的酒吧里做妓女或伴舞，在 16 岁或 18 岁时就变得太老和无用了。有的因为想摆脱拥有她们的俱乐部，有的没有上交规定上交的钱，有的仅仅是因为没有挣到足够的钱……”

看了这样的章节，不禁要问，这是美国吗？不错，这是美国。这是硬币的另一面。政府承认这些犯罪集团威胁着社会。1985 年，联邦调查局的统计表明，最大的四个犯罪集团有 3,800 名成员，这还不包括八百个小的集团。今天，犯罪组织和黑手党的势力已大有发展，成为社会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犯罪组织的存在构成对制度的一大挑战。有组织的犯罪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一种体制上的漏洞。自然，不能说哪一种体制可以完全避免犯罪。但犯罪集团发展到全国性的大规模组织，实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体制有这方面的漏洞。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讲的洞，仅指可以透过某种东西的空间，并没有特定的设定。从这方面讲：

其一，美国人的观念是有罪必究，无罪不管，法律放在那里，只有当触犯法律后，才加以追究。也许这是政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任何人的行为不能在一开始就治罪和禁止，要以观后效。可是，象有组织犯罪这样的活动，等到它们人多势众时，已无法控制和治罪。美国的状况就是一个实例。

其二，美国人的观念是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权利。这也是政制的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的政党活动使是这种原则运作的结果。但是，如果允许结社，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结社。社会只能惩罚犯罪的个人，而无力对付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具有合法和不合法的两面性，使想取缔它们的人碍于一些理由而难以达到目标。

这两个问题，是美国政制的潜在问题。犯罪组织把它们放到了明处。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均会遇到这类问题，想禁止的由于想允许的决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给予的由于想给予的决定而只能给予。如果说美国政制过去、现在或将来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这里。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政制。美国人想制止很多东西，但往往适得其反，越想禁止的东西，结果却越多。

6.乞丐王国

维克多·雨果的不朽之作《巴黎圣母院》，向人们描绘了曾几何时法国巴黎乞丐们的苦难和生活，卡西摩多和艾斯美拉达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根据雨果《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为人们展现了卡西摩多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个形象那样生动，使人们把他视为下层人的典型形象。令人奇怪的是，如今走在堪称二十世纪第一巨富大国的美国的土地上，总感到有不少人与这个形象相象。他们肮脏、污秽、衣冠不整、目光呆滞、行动迟缓，脸上带着一种看一眼便不能忘怀的可怜表情。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构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乞丐王国，也构成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对于这些人，报章的正式叫法为 Homeless，即无家可归的人。由于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朝野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一段的报纸和政府发言人常常谈论这个问题。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大批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或是坐在大街旁，呆呆的，或是向人要钱，或是蜷曲在哪个角落或门洞里睡觉，或是背着一大堆破破烂烂的东西在慢慢行走……这里可以举我亲眼所见的几个事例来谈这个问题：

1988 年 8 月份，华盛顿。一位英国政治学者邀请我去一家黎巴嫩饭店吃饭。我们说好两人从下榻的华盛顿希尔顿旅馆走到那家饭店去，顺便看看华盛顿的夜景。我们傍晚 7 点从希尔顿出发，走到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上。有一位黑人拦住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零钱。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Homeless。这天晚上，在吃饭的来回路上，遇到的 Homeless 和向我们要钱的人不下十名。这个概率很大的。

1988 年 12 月，纽约。纽约的这类人物大概较为集中。那天晚上朋友开车一起去纽约，准备投宿在一位朋友家中。由于对纽约的街道不熟，车开进了哈莱姆区。这是纽约犯罪最高的一个区。当时已是夜半。只看到每一个街口都有成群的人，有的在大声喧哗，有的在喝酒，一种令人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我们。第二天向朋友一打听，知道昨夜闯入了哈莱姆区，不禁一身冷汗。

1988 年 12 月，纽约。到一位朋友家里去，走到他住的那幢门口，看见台阶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吃东西。衣冠不整，旁边有一大堆破烂的行李。不由得提高警惕，迟疑要不要进去。结果那人先抬起头来，原来是一位老妇人。她说：“不要伤害我，我是无家可归的人，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东西，不会做别的事。”听了她的话，心中泛起一种巨大的怜悯。

1988 年 1 月，伯克莱。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莱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每天中午去吃饭，要走过一条商业街。这条街上要钱的真多。就在商业街一侧的一个门洞里，连续几天我们都看到地上铺着旧报纸和纸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碎纸，每天晚上有人在这里就宿，盖着破絮。尽管我们没有见到那个人，但可以想象他是什么样的形象。

这样的见闻很多，恐怕任何一位在美国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遭遇。冬天来临，西海岸各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人特别集中。在旧金山市的市政厅门前，有成群结队的无家可归的人。在西雅图市的大街小巷，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车站和公共场所。纽约的火车站厕所里，一大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里面要钱，吓得一般人不敢上茅房；Greyhound 车站里也不逊色。1989 年 1 月 20 日，是布什宣誓就任第四十一任总统的日子，在他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时，电视里穿插了一个画面：一名无家可归的人盖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地上睡觉。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多么严重。

1989 年 1 月 16 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上有一篇文章，讨论 Homeless 带来的社会问题。说的是一座小村，叫艾姆斯福特，成为韦斯特切斯特县无家可归的人的“首都”。这个村子共有 3,300 名常住居民，但无家可归的人却达 378 人。他们住在那里的四家汽车旅馆中。纽约州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需要紧急住处，便应提供给他。所以县的福利部门安排这些事情。在这 378 人中，只有 9 人来自这座村庄，大部分人来自其他地方，如波士顿、路易斯安那、奥来根等地。韦斯特切斯特县 1988 年花了 5400 万美元来安置他们，今年计划花 6400 万美元。无家可归的人集中在这里，引起了当地人的惶惶不安，生活质量下降了，犯罪率上升了，殴斗增加，他们担心往日的平静会被打破。不少人准备前往他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家可归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和冲突。艾姆斯福特只是一个很小的社区，但遇到了这样多的无家可归的人带来的麻烦。整个美国加起来，又该如何呢？

为什么有无家可归的人？这是一个不能简单答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那是他们自己愿意，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看上去年轻力壮，他们宁愿行乞，也不愿去找工作。不少人对这样的人并不表同情。也有人认为，不久前将一些没有侵害行为的精神病人放出来，是无家可归的人队伍壮大的主要原因。他们精神上有毛病，不可能去从事工作，而他们的家庭或亲属也不愿意照顾他们，所以不少人沦为无家可归的人。

说真的，在美国，在大街上见到不正常的人，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太多。也有的人从越战来分析，认为无家可归的人有许多是越战老兵，他们在越战中吸毒以支撑自己的意志，结果不能自拔，毁坏了身心健康，无法象正常人那样工作，也就只能走上这条路。如此等等。

这种现象，颇令人费解。它对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精神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是商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赤贫的人。就财富本身而言，美国不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资源本身匮乏，在怎么分配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而社会的财富，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分配足以使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问题是，这种分配方式在这个制度下难以形成，不符合这个制度的性质。

或许有人会说，无家可归的现象与制度无关。那么，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也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政府和民间的不少机构的确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何容易。无家可归的人本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社会的原因，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挑战。美国并不会因有这些问题而被认为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们照样认为美国是一个头号发达国家。然而，美国因有这些现象，从而被人们更好地认识。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任何政治和行政管理也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不在于它一开始就设计得天衣无缝，而在于它能针对不断冒出来的问题，来发展和壮大自身。自然，关键在于它要有这种能力，且这种能力要符合它们制度运转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