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太发忽然灵机一动：总理一定会被安排在中间，于是他就抢先一步站到后排中间的位置，心想这样照下来和总理一定靠得比较近。哪知周恩来没有站中间，临拍照时，他往左边一站就照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像很习惯了，根本没有人请他到中间。周恩来生前曾三次会见他家乡的“父母官”，但是，留下的照片却只有与颜太发等在一起的这一张合影。

照完相，周恩来就把大家领进西花厅会客室，听大家的汇报。最后，周恩来才问到颜太发：“你说说，今年淮安的农业怎样，收成好不好？”

颜太发有点心慌意乱，赶紧回答说：“您7月底给我们县委的指示，对我们的鼓舞很大，今年农业生产超过了预期水平。”随即他开始了具体的汇报。

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着。当颜太发忐忑不安地汇报全县粮食总产量是10亿斤时，果不其然，周恩来插话问：“7月底王汝祥来我这里汇报的是16亿斤，现在怎么少啦？”

颜太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忙解释说：“先前是估计的产量，后来经过核实没有那么多。”颜太发说到这里时，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声音也比较低。

周恩来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心理变化，平静地说：“实事求是嘛，收多少就应该报多少。”

一听这话，颜太发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因为当时淮安连10亿斤也没有收到，还不是周恩来说的要“实事求是”啊！

听完汇报以后，周恩来对颜太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一定要脚踏实地，乘胜前进，千万不能自满。回去以后，你们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去做。”

中午，周恩来招待被接见的11名代表，他身边工作人员都回家了。也许是周恩来深深怀念着家乡吧，他特意把颜太发安排在他身边的位置上落座，并不住把菜夹到每一个人的碗里。他一边吃饭，一边和颜太发谈话：“老家人都有米吃了吗？”“市民买得到蔬菜吗？”“北乡的旱改水成功了没有？”……

周恩来问得很细，问话中饱含对故乡人民的无限关爱之情，颜太发也是边吃边回答，轻松随意中，先前那种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周恩来也好像觉察了似的，非常高兴地对颜太发说：“这样好，我们是家里人嘛。”

吃完饭，周恩来领着大家来到会客室，他又一次叮嘱颜太发，要搞好农业，一定要动员群众多养猪。猪多，肥多；肥多，粮就多。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一些。生猪还能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买回农业机械等。他一再告诫颜太发说，养猪也一定要和农民落实政策，采取一些必要的鼓励措施，把养猪的事认真抓起来……

交谈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很快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告辞。临别时，周恩来又一次握着颜太发的手说：“回去以后，一定要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去做，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切实安排好，把市场供应抓好。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搞好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他一直把大家送到西花厅的前院，等人们一一上车了，周恩来还站在那里向大家挥手告别。

“一定要服从省里的统一安排”

1960年初夏，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秉衡受淮安县委、县人委的重托，代表淮安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总理，向周恩来汇报家乡的生产建设情况，请求国家计委批准淮安建一个纱厂，并请周恩来为革命烈士塔题词，顺便带去周恩来家中祖辈的影像。

同刘秉衡一起赴京的还有王树荣、陈阜两位同志。到了北京，他们立即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住进了远东饭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姓王的女同志陪同他们游览首都，等待周恩来接见。刘秉衡他们都是第一次到北京，都想多看一看首都的风采，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但是一想到自己肩负着县委、县人委的重托，想着应如何简明扼要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他们的游玩之心也就无影无踪了。

这天晚上，正在一个朋友家的刘秉衡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周总理今晚要接见他们。刘秉衡他们一听，立即匆忙收拾了一下，乘上国务院派来的车子，直驶钓鱼台国宾馆。因西花厅维修，周恩来此时暂住在钓鱼台国宾馆。

来到周恩来在钓鱼台的临时住地，王树荣、陈阜两位同志被安排在楼下小会议室等候，周恩来的秘书何谦把刘秉衡领进了二楼接见大厅。大厅内迎面是一幅泼墨山水画，中间放着两张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左边放着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大厅两边还有十几张沙发。刘秉衡正在环视着客厅内的陈设，周恩来身穿淡蓝色彩条毛巾浴衣从西门进来，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一边走一边说：“你来啦，请坐。”

刘秉衡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好！”周恩来说：“今晚一定要把你们接来，明天我就要去天津。吸烟吧！”

刘秉衡说：“不会。”

周恩来说：“我也不会吸烟，那么吃水果吧。”说着他就很利索地拿起刀子削苹果，刘秉衡连忙拦住。

“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老乡，随便些嘛。”周恩来一边说一边介绍了在座的几位办公室的同志。刘秉衡坐下后，两眼凝视着周恩来，心情激动，无法平静，神态显得过于拘谨。

周恩来随口问道：“你是哪里人？”

“是淮安人。”刘秉衡答。

“城里还是农村？”

“在农村。”

“一直在淮安工作吗？”

“是的。”

“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是。”

“来了几天了？”

“四天了。”

“都玩了哪些地方？”

刘秉衡把几天来在北京游览的地方告诉了周恩来，激动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了。

周恩来又问：“在北京还准备看望哪些人？”

刘秉衡说：“想去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原淮安县工委书记许邦仪同志，已去过叶林同志办公室，未见到他本人。”

“叶林，我已经同他打招呼了，许邦仪在哪个单位？”

“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刘昂同志说。

周恩来说：“你们还可以去看看杨述同志。”

周恩来所说的杨述同志，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连同叶林、许邦仪在内，他们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淮安人。

接着，周恩来询问了淮安城里的一些古建筑的情况：“东岳庙还在不在？有没有修理过？还有人去进香吗？我小时候去过那里。”

刘秉衡答道：“‘大跃进’时办工业，东岳庙腾出来做了工厂的车间，东西厢房的菩萨都搬到紫霄宫去了，东岳大帝的坐像后来也搬到紫霄宫去了。”

“鼓楼（今淮安镇淮楼）向南的石板路改没改变？”

“‘大跃进’中，我们拓宽了南门大街、响铺街、东门大街，这几条街都铺了沙石路面。”

“三恩桥还在吗？”

“在。”

“文渠还有没有船通河下？”周恩来接着说，“小时候我曾乘船到河下玩过……”周恩来所询问的淮安以上几个地方，正是他在1959年1月在飞机上看到的几个地方。

刘秉衡说道：“由于整修道路，改变了文渠上的拱形桥，桥面低了，有篷的船现在已通不过了。”

“驸马巷、曲巷（现名局巷）还是不是沿用老名称？”

“还是老名称，不过原来靠近曲巷的双副街也拓宽了，与西长街成了直线。”

“我家院内的榆树还在不在？水井坏了没有？”

“都还在。”

“淮安城内地下水位高，吊桶只要系一度长的绳子就可以打水了。”说着，周恩来还张开双臂比画了一下。

这时，在座的一位女同志插话：“听说总理的老家不是在浙江绍兴吗？”

周恩来说：“那是祖籍，从我祖父就迁居淮安，我的母亲是清江浦人，外祖父很有名气，周围城乡群众称为‘万八太爷’……停了一下，周恩来又说：“当时淮安城里的孩子难得下乡。有一次，我同乳母蒋氏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谁知乳母晕船，她一个人只好上岸步行。那是夏天，里运河边长满芦苇蒿草，拐弯时，我看不到乳母就急得要哭，待船拐弯我又见到乳母时才高兴地笑起来。到了板闸，我下船看了看她，又上船，才到了清江。”说到这里，周恩来请刘秉衡帮助他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并说：“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

谈话中，刘秉衡也乘机邀请周恩来到南方时，抽空到淮安看看，并深情地告诉他：“家乡人民十分想念您！”

周恩来说：“南方常去，可是苏北交通不便，我12岁离家，到今年整整50年了。”他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竖起5个手指：“我也很想回家乡看看，但有好多事要做，只好等有时间再说吧。”

接着，刘秉衡向周恩来汇报了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周恩来强调说：“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刘秉衡汇报粮食产量时，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对我要说实情，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并说：“搞好农业生产，一定要把水利搞好。”

刘秉衡说：“苏北灌溉总渠搞好后，淮安用水方便多了，水患基本消除了，只是渠北的排涝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

“现在是长旱谷多，还是水稻多？”周恩来关切地问。

“我们在渠北搞了旱改水，现在全县大部分是一麦一稻。”

周恩来又问：“农具厂办起来没有？还办了哪些工业？”

刘秉衡向周恩来汇报了1958年他写给江苏省委的信的落实情况：淮安已和无锡结成了协作关系，解决了淮安办工业的很多问题，设备要啥给啥，没有资金先运回安装使用，把生产搞起来再付款。农具厂上马后，先后又办起了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缫丝厂、内衣厂和化工厂。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说：“你们首先要把支农工业搞好。”

刘秉衡见周恩来很高兴，就趁机汇报说：“我们淮安种植了10万亩棉花，年产可达10万担皮棉，想建一座35000锭的纱厂，请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并帮助解决成套设备。”

周恩来听后随即问道：“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是什么意见？”

刘秉衡说：“已向省里报告了，省里还没有意见下来。”

周恩来很和蔼地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大城市怎么办呢？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我看还是不办为好。你们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江苏还要考虑苏南和南通需要棉花哩，你们一定要服从省里的统一安排。”

刘秉衡沉默了。停了一下，他又向周恩来汇报淮安准备建一座烈士纪念塔，想请周恩来题个词。

周恩来说：“我就不题词了，你们要我写什么字我就给你们写好了。”

“想请您写‘革命烈士纪念塔’几个字。”刘秉衡说。

“好，那我就写这几个字。”说着，周恩来翻开本子，用铅笔竖写一行“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好后又念了一遍。在座的一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要不要加‘淮安’两字？”

周恩来说：“不要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嘛。”略停了一下，周恩来语气较重地说：“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我给你们把字写好，你们也给我办一件事，替我处理好老家的房子和祖坟。这件事前次王汝祥来我已说过，至今还未落实。”

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要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做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地上的棺木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能影响机耕，上面可以种树、种庄稼。”

谈着谈着，时间已经到了午夜，刘秉衡怕周恩来身体劳累，几次请他早点休息，他总是说：“见到你们不容易，再谈谈，再谈谈。”这时何谦同志替他加了一件大衣。周恩来让在座的一位办公室的同志把刘秉衡他们这次带来的周恩来家族前辈的影像拿出来看看，因为周恩来在淮安的亲属都认不出哪幅是周恩来母亲的影像，所以刘秉衡他们这次就把周恩来老家现存的10多幅影像全部带来了。

周恩来一幅一幅地过目，不时地告诉人们这一幅是他家什么人，那一幅又是什么人。可就是不见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影像。周恩来辨认着，沉思着。最后他分析说，可能是被他父亲带在身边，一次在上海被国民党抄家时失落了。他还说，这些影像画得很好，几十年了都未褪色。

接着，周恩来又谈到了替他侄子周尔辉找对象的事。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时一直遵循伯父的教诲，没有透露过他和伯伯的关系，直到申请入党，组织上派人到淮安了解情况，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侄儿。这次周恩来要求他们回淮安后，在淮安帮助尔辉物色对象，并要刘秉衡他们帮助外交部总务司请两名既会做淮扬菜，又会制作茶馓的淮安厨师。

周恩来说：“明天请你们吃饭，邓大姐在家陪你们。”又说：“你们到我这里，不要公家花钱了，回去的车票我替你们买。”

刘秉衡马上说：“车票已请建筑工程部的同志代买了。”

“那么饭店的食宿费由我们结算吧。”

“我们外出参观多，很少在饭店用餐。”刘秉衡又赶忙说。

这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刘秉衡再一次请总理休息，并起身向周恩来告辞。周恩来问：“随同来的其他同志呢？”

刘秉衡告诉总理说：“同来的王树荣、陈阜两位同志现在楼下。”

周恩来一听，即下楼看望了王、陈二人。刘秉衡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并问道：“你们来过北京没有？”

王树荣说：“就这一次。”

“你们认识我吗？”

“认识。”

“今天才见到怎么就认识了？”

“我们在报刊上、电影上常见到您。”

周恩来一听，仰着脸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又说：“你们以后要常来北京。”

夜已经很深了，刘秉衡又一次向周恩来告别。

这时，周恩来对秘书何谦说：“天已不早了，做点夜餐吃吧！”

何谦说：“他们已在下边吃过了。”刘秉衡忙说：“不必了，总理，我们这就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让邓颖超请刘秉衡他们到家里做客。邓颖超也和刘秉衡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颖超怕他们的思想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又反复地同他们讲道理。她说：“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并风趣地说：“在处理故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唱妇随＇，最近我请童小鹏同志去重庆处理了我父亲的坟墓，淮安现在有没有搞深埋？未搞的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众不安。”邓颖超还就妇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向他们了解情况并且作了一些宣传教育。

刘秉衡说：“我们办起了内衣厂、缫丝厂、化工厂、服装厂、鞋帽厂，女工多了，街道上的妇女大多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邓颖超还问：“有没有妇女当领导干部的？”

刘秉衡告诉她：“现任领导班子中还没有。抗战期间的县委书记李凤同志就是女的。还有女县长孙兰。”

邓颖超说：“要注意培养，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邓颖超又问他们这次来京还有什么其他事。刘秉衡说：“还要请建筑工程部帮助设计内部招待所图纸。”

邓颖超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你们搞内部招待所，首先要考虑经济、实用，然后才能考虑美观、大方。”

刘秉衡表示回去后向县委汇报，一定按党的方针办。

晚上，邓颖超为他们安排了便餐，又招待刘秉衡他们看电影，先放的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后一部是《笑逐颜开》。

回淮安后，刘秉衡把周恩来的指示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关于故居房屋的问题，确定西部仍为周恩来堂弟媳陶华的住宅，东部作为县委机关学习室，一幢房子里摆上学习用的桌椅，一幢存放图书资料。并由刘秉衡代表县委向周恩来、邓颖超写信汇报了处理意见。不久，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组给刘秉衡回了信，说总理、邓大姐对淮安的处理意见很满意。

关于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字的事，由于他们返淮后不久，就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纪念塔暂时停建了，淮安也就没有再要周恩来题字。

“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副书记王纯高赴京参加会议。

准备赴京之前，淮安县委常委谈了许多问题。在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出，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故乡，可就是一直没工夫回来看看，是不是顺便带点家乡土产，给他这位老乡尝尝，一来表达故乡人民的一点心意，二来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可是，也有人提出，上次送了一些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去，周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却付了100元钱，并回赠一箱名贵的酒，后来又写信批评我们没有学好中央文件，不好再送了吧。县委常委们争论了半天，商量的结果是：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土特产少带一点，选带那些最有淮安特色又最不值钱的。带什么呢？常委们想到了淮安的麻油茶馓。

茶馓是淮安特有的一种茶食，和普通馓子比起来，略为精致一点，主要是技术上巧妙。茶馓是采用上好白面用麻油炸成的，环绕成各种形状，有的似一朵正待开放的金菊，有的状如一把木梳，有的如摆尾的游鱼等。由于做工独特精细，1930年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银质奖，是一种触之即碎、香酥可口的普通的油炸面食，是驰名中外的面点。当时只有几毛钱一斤，比较便宜。

为了带给周恩来总理品尝，淮安方面特意找了手艺最好的师傅，选了上等面粉和麻油，炸好以后，立即装到一只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邵凤翥、王纯高小心翼翼，一怕丢失，二怕因颠簸而碰碎。因为这里装的是淮安人民的心意呀！

到北京以后，经过联系，邵凤翥、王纯高两人把茶馓送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秘书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脾气，当即劝他们把礼物带走，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邵、王两位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他家乡人炸的一点馓子，只是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们再三劝说也没用，无可奈何，只好暂时代收下来。

过了两天，邵凤翥、王纯高两人被电话召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两人一见那白铁皮小桶，傻了眼，知道茶馓被退回来了。周恩来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再三向他们解释说：“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是，总理说，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这也是个浪费……”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邵凤翥、王纯高两人沉默了半晌，又恳切地对秘书说：“这样吧，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我们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还是给总理带去吧！”

秘书笑了，他说：“你们的主意，我们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再三嘱咐，茶馓一定不能收，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要你们好好学习……”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恩来用铅笔写的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阳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凤翥、王纯高仔细读了周恩来的批示，内心深受触动，周总理是这样的严于律己，这样的廉洁奉公、一丝不苟，真是令人崇敬啊！

周恩来的秘书要走了，邵凤翥、王纯高两人含着眼泪请求秘书转告周恩来总理：“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教育。我们一定要以总理为榜样，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一定记住他对家乡干部的教诲，永远记住，世代相传……”

“青年人要注意多关心社会上的事情”

1971年6月12日，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南京，那天上午，铁道部浦镇车辆厂和化工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基干民兵们被通知到麒麟门，为贵宾表演打靶和列队欢迎客人。

打靶结束后，民兵们排起整齐的队列，威武雄壮地接受周恩来总理和贵宾们的检阅。周恩来陪着贵宾绕场一周，好让在场的人都能就近看到他们。

当周恩来健步走到阚素华的面前时，见到这位大个子姑娘一身戎装，威武俊秀，他便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伸出温暖的大手，亲切地问：“你这么高的个子，哪里人啊？”

“淮安人。”阚素华挺直身子大声回答周恩来的问话。阚素华是浦镇车辆厂的基干民兵，她的父亲是淮安流均沟南高庄（今淮安市流均镇溪南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逃荒到南京落户的。阚素华是个1.70米的大个子姑娘，因此，列队欢迎时总是排在队前或队尾。

“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周恩来显得很高兴，紧跟着追问一句。

“知道，也是淮安人。”

“那好，我们是同乡啊！”

“是……”阚素华凝望总理的两眼模糊了。

忙于陪同外宾的周恩来，实在无暇同阚素华这位老乡拉家常，他紧紧握着阚素华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要后来居上啊！”说完，周恩来留下深情的一瞥，留下对青年一代的深切期望，陪同贵宾匆匆离开了靶场。

周恩来一行刚刚离开，场内人就沸腾了。他们把阚素华围了起来，问刚才周总理和她谈了些什么，有的还要和她握一握刚才周总理握过的那只手。人们尽情地欢笑着，与阚素华这位淮安姑娘一起分享着被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幸福。

和阚素华一样，淮安姑娘曾树英、李正兰她们也都曾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1960年下半年，江苏省淮安县淮城镇新城大队的曾树英从淮城初中（今淮安市第三中学）毕业考取了南京体育学院。那年冬季的一个晴天，曾树英拖着两条乌黑溜光的大辫子，穿着苏北人常穿的蓝色棉外套，带着农村姑娘的乡土气，与同学们一起去中山陵游玩。他们在390多级石板台阶上拾级攀登时，突然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总理陪外宾也来中山陵游览了！游人们顿时高兴起来。周恩来亲切地向人们微笑着，还不时挥起他那负过伤的右臂，向游人招手致意。

大概是曾树英一身苏北姑娘的打扮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吧，当她经过周恩来的身旁时，周恩来那充满智慧的目光突然停在她的身上，用不大的嗓音亲切地问道：“今天休息吗？”

“不，我是从淮安来的。”曾树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说了这么一句答非所问的话。

“淮安？！”周恩来的一双大眼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他连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曾树英的手，对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说：“真高兴，我在这里碰上了老乡。”接着，周恩来又拉着她，把她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及莫尼克公主。曾树英红着脸，和两位贵宾一一握手。

“周总理遇到了老乡！”敏感的新闻记者们都知道，周恩来离家50年了，还从未回家过一次，今天意外地碰上了老乡，大家都为他高兴，纷纷围了上来，听他们谈什么，还不时忙着记笔记。周恩来立即对记者们说：“这个消息不要登报，也不要宣传。”说完，周恩来就像对待一个久别重逢的老乡，拉着曾树英的手，一齐朝中山陵登去，边走边和她拉起了家常。

“家乡的人现在生活好吗？”

“好，很好。”

“市场上有蔬菜供应吗？”

“有。”

“卖多少钱一斤？”

“我……不知道。”

周恩来问得这么仔细，使曾树英这个在家靠父母、到校吃食堂的年轻姑娘无法回答了。周恩来慈祥地看着曾树英，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青年人要注意多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我像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对社会上的事就很关心了。”

曾树英一边点头，一边为回答不上周恩来总理这么简单的问话而愧疚。周恩来好像觉察到了姑娘的愧疚，就换了话题，问她家里还有哪些人，生活过得怎么样，还问她入党了没有。周恩来就这样拉着曾树英的手边走边谈，一起登上中山陵，直到从孙中山纪念堂出来才松开手，挥手告别。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陈毅出访回国，在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不顾旅途劳累，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由内地来新疆支边的青年。

中午，周恩来、陈毅和大家一起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招待所餐厅就餐，兵团领导指着端菜的服务员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总理，这姑娘还是您的老乡呢！”

周恩来笑着点点头，望着站在面前身穿白上装、蓝布裤的短发姑娘，慈祥地说：“好，今天老乡招待我，我一定要吃得更多些。”

吃完饭，周恩来和招待所的服务员、厨房大师傅们握手道谢。当周恩来走到刚才介绍的那位白上装、蓝布裤的姑娘面前时，他亲切地抓住她的手问：“小姑娘，你的家是江苏什么地方的？”

“淮安的。”姑娘仍然显得很腼腆。

“淮安的？”周恩来有力地摇着姑娘的手，显得十分高兴，“那更是老乡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正兰。”

“是木下加子李，正大光明的正，花木兰的兰？”

李正兰姑娘赧然地点了点头。

“你看，到底是老乡的话听得懂，我都猜对了。”周恩来又是一阵笑声，“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

“是北乡钦工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新疆来的？”周恩来又问。

“是1959年支边来的。”

“噢，到新疆6年了。你想过家吗？”

“有时会想家。”

“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我离家已经50多年了。”周恩来说着，还伸出5个指头比画着。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属晚辈，谆谆教诲说，青年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远离父母，投身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很好，也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尊重边疆的兄弟民族，和他们搞好团结，扎根边疆，安心于边疆建设。“新疆和江苏都是好地方。你看，石河子的天和我们淮安的天不都是一样的蓝吗？”

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这先后离开淮安的一老一少，听他们那亲如家人的一问一答，向他们投去敬佩和赞许的目光。第二天，周恩来要离开石河子了。临行前，他和陈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陪同下，在招待所大门口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还有劳动模范、支边青年代表以及招待所的服务员、炊事员等300多人。周恩来特意把李正兰叫到自己面前，留下了淮安姑娘偎依在周恩来膝下的照片，也留下了300多张幸福的面孔。

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里，仿造的西花厅内的周总理办公室

“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

曾有人言：天下英才数浙江，浙江英才数绍兴。

绍兴，周恩来的根脉所系。

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出生在绍兴东昌坊的“百岁堂”，曾为绍兴师爷，后来任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县）知事。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字懋臣，生在绍兴“百岁堂”，青少年时期在绍兴度过，后随父到江苏淮安。

正因如此，1914年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一文中说过：“余本浙人，自先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

1917年，周恩来的南开中学毕业文凭上也这样写道：“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周恩来还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说：“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

以后，周恩来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革命的历史时又说：“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绍兴人。”

多少年了，故乡流连在他的脑海中，每每想起，他便思绪连绵。1939年的东南之行，圆了他的思乡之梦。

1939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到新四军去一趟，处理新四军中存在的问题。而他此次去东南的表面理由，正是要回浙江绍兴省亲。自然，时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的周恩来，到浙东抗日前线视察，也是其分内可做之事。

在新四军中做了停留、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后，1939年3月28日傍晚，周恩来乘船到达绍兴。到绍兴的时候，他身穿军装，随行的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当欢迎的人称他为“启蒙导师”时，周恩来笑笑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蛮不错了。”3月29日，周恩来到涂山、狮子山祭祖，随行的有绍兴县县长沈涛、《战旗》杂志主编曹天凤、《绍兴民国日报》记者宋山以及周恩来在绍兴族亲周希农、周文炳、周云峰和王贶甫等20多人。

一艘乌篷船沿着古老的运河向狮子山驶去，凉风习习，直抵狮子山脚一处岸边。岸上杂草丛生，几棵古松树下有几座墓茔，周围还有不少旧冢新坟，断碑残幡。周恩来踏着潮湿的荒草荆棘，跟随周希农、周文炳、王贶甫朝墓茔地走去。

狮子山原是周氏坟山，是周恩来的曾祖周樵水的墓地，墓穴简陋，墓碑上刻着：

皇清邑庠生樵水周公暨德配樊氏孺人 合墓

周氏族亲把祭供尊酒、香烛纸帛摆在墓前。先焚香奠酒，然后烧化纸帛，周恩来来到墓前，沉默中朝着墓碑深深地三鞠躬。

之后，周恩来又到涂山鸭嘴桥、石家唐家岙等地，祭扫了十四世周孟班、十五世周孔锡、十六世周景商墓地。他在每座祖坟前都行了三鞠躬礼。

祭祖完毕，周恩来一行离开祭地，乘船驶向会稽山大禹陵。是大禹的葬地，现在成为人们纪念这位远古治水英雄的圣地。

相传，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艰难。尧命鲧去治水，鲧花了9年的时间治水，没有把水治好。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堤坝，水灾闹得更凶了。禹继承父亲鲧未竟的事业，又去治水。他带领百姓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妻子涂山氏生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啼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经过13年的努力，禹率领人们终于制服了洪水。

从此，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了千古佳话，在江淮大地流传开来。周恩来对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倍加赞颂。于是，他特地到大禹陵瞻仰。

船到牌仙头，巍峨的殿宇已经在望了，周恩来弃船向禹王殿走去。

这座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的大殿设西辕门、午门、祭门、朝房和正殿，整个殿宇画栋雕梁，金碧辉煌。周恩来拾级而上，不时称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

“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跨进正殿，周恩来站在大禹塑像前，吟诵起楹柱上的对联。周恩来问道：“大禹像是原来的还是后来重塑的？”

“是重塑的。”

“是谁定的稿？”

“章太炎先生审定的。”

“哦！”周恩来细心地把禹王像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番，高兴地点点头说，“很不错。”

大禹像供壁上用油彩画了九把斧头，周恩来问：“九把斧头是什么意思？”

沈涛、宋山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是什么意思。

“恐怕是象征九州吧？”周恩来略一沉思，笑着说。

大殿后墙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地平天成”。周恩来看过大字，心里暗暗一惊，顺口问：“好字出自谁的手笔？”

王贶甫说：“这是绍兴著名书法家李生翁先生的墨宝。”

周恩来点点头说：“生翁先生家住何处？”问明后，周恩来当晚叫随员持了他的名片去探望李生翁先生，表示对乡贤的仰慕之情。

跨出大殿，周恩来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大殿周围群山逶迤，花翠绕台，殿宇高甍飞檐。红墙四周，气象庄严。周恩来一行来到殿东南的“窆石亭”，亭中有一块巨石，石上有汉唐以来的铭文，传说这块“窆石”是大禹下葬时的工具；也传说这块巨石下面才是大禹真正葬身的地方。巨石上有一个小石洞，当地有向小石洞投石以取吉利的习俗。他们也按习俗投掷了几颗小石子。

来到大禹陵石碑前，只见石碑高耸，气势非凡，碑上刻着“大禹陵”三个大字。

“周副部长，拍个照吧！”宋山提议说。

周恩来欣然同意，到石碑前站定，咔嚓一声，宋山按下照相机快门，拍下了周恩来气宇轩昂、昂然屹立在大禹陵碑前的镜头。

下午回程的路上，周恩来还在不断感慨：“大禹‘劳身焦思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人’成为千古佳话。他的勤劳为民造福的精神是值得称道和光大的。”周恩来凝视远山近水，接着说：“大禹治水，反对遏制，主张疏导，这是治水的方法，也是治政的良方。”

周恩来借古喻今，话题一转，说道：“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知遏制，不会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人民就是水，遏制的结果，洪水猛涨，冲决堤坝，专制统治注定是要失败的。历代帝王的兴衰，不都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讲得很严肃，沈涛听得很入耳，还不断地点头。

扫墓归来，日影西斜，周恩来随曾祖周希农等族亲来到“百岁堂”稍事休息。

百岁堂坐落在绍兴桥河沿永昌坊，这是一座灰墙黑漆竹编台门，一个极清静的去处。

第一进门斗，上悬板对一副：“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原来这是说明周氏的渊源，出过两个有名的上辈，即莲溪公周敦颐和沂国公周茂。

据《周氏渊源考》记载：“莲溪公宋朝周敦颐，先徙扬州，再徙浙江山阴柯亭之阳，居地螺蛳湖，士人建周惠王庙，奉为香火院。高祖元朝名茂，字元泊，官至左丞相，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

周家四世于明朝洪武年间始定居于绍兴永昌坊，并题名为“锡养堂”，堂匾悬挂于大厅上方。到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世祖周懋章寿91岁，妻王氏寿百岁，清巡抚授给“百岁寿母之门”匾额，这就是“百岁堂”的由来。

暮色中，周希农捧出《周氏宗谱》让周恩来翻阅。周恩来看到自家的世系是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时，非常高兴，欣然提笔在家谱上补写了淮安那边“恩”字辈的周氏后代：

恩焕 五十房樵水公曾孙，捷三公孙，静之公长子。生于光绪二十年。

恩来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恩溥 字溥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懋臣公次子。生于光绪已亥年。

恩宏 字宏宇，五十房，生于光绪壬寅年，樵水公曾孙，捷三公孙，静之公次子。

恩寿 字同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懋臣（公）三子，出继曼青公为子。生于光绪甲辰年二月二十三日。

恩勤，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孙，焕臣公子。生于光绪壬寅年。

恩彦 字蔚人，五十房樵水公曾孙，敦甫公孙，劫之公子。生于光绪乙巳年。妻葛少文。

恩霪 字润民，五十房樵水公曾孙，逸帆公孙，调之公子。

……

周恩来来到绍兴，四次看望姑父王子余，好多活动也是在王子余的家中进行的。

周恩来姑母周桂珍当年许嫁与其祖父同在淮安任钱粮幕府的同乡好友王庸吾之子王子余，1894年王子余自绍兴去淮安迎娶周桂珍，婚后同回绍兴。

王子余虽是秀才出身，但有敢作敢为的革新思想，创办绍兴第一张报纸《绍兴白话报》，开设进步书店“万卷书楼”，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为友。1907年秋案发，一度避居上海。此次与周恩来在绍兴相见后，举家避居离城10公里的张墅，并不为日伪利用，从而保持了晚节。周恩来在忆及姑父王子余时曾说：“我与亲属交往不多，与王家是例外，因为我向来佩服姑父王子余，他是一个开明的进步人士。”

周恩来到达绍兴后，即偕同邱南章步行去火珠巷板桥3号，拜望姑父王子余。周恩来在王家厅堂向相继前来的亲友一一问好。然后，由王子余领他到起坐间瞻望了姑母周桂珍的遗像，他默哀并行三鞠躬礼。

接着，周恩来出席了王家为他所设的便宴。这是一次真挚的充满人情味的欢宴，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谈得津津有味。当周恩来吃到特地为他准备的绍兴家乡菜“霉千张”时，他细细享受着断断续续飘来的清香，感受着乡情、乡音，心中感慨万千。他笑着说：“闻闻臭，放到嘴里倒是香。”

话一出口，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翌日，晨曦甫露，周恩来应约来到火珠巷，与亲友们在槐荫堂前合影留念。王贶甫保存的一张周恩来与其兄妹等人的合影照片的片头上即写着：“翔宇表兄返乡扫墓之暇，承其过访，与贶甫及大姊夫章问渠兄三弟远甫三妹逸欧内子建珍大儿慕向合摄一影于槐荫庭畔藉留鸿爪。廿八年三月卅日贶识。”

随后，应王子余的邀请，周恩来又到王子余家与亲友家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共餐的有王子余、王贶甫、王逸欧、王逸莺等，大家围着大圆桌喝酒，一边谈家事，一边听周恩来讲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道理。

席间，周恩来问王子余：“姑父，我们家的周，与鲁迅先生家的周，到底是啥关系？”

王子余答：“同姓不同宗，我们是‘后马周’，鲁迅他们是‘鲁圩周’。”

周恩来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我们要学他不畏强暴的精神。”

酒酣耳热，王贶甫拿出端砚，铺好宣纸，顺手从笔筒选了一支狼毫湖笔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应亲友的要求，在王贶甫书房内挥毫题词13幅，分别赠作留念。

周恩来给王子余写了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抗金名将岳飞面对南宋初年山河残破、百姓流离的苦难情景，在800多年前发出的悲壮誓言。周恩来书写这首震撼心灵的名篇，可见其意之深。感慨之下，王子余亦向周恩来赠诗一首：

喜内侄来越

廿载音书绝，连朝情话欣。

老去终伏枥，尚待纪奇勋。

诗中表达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也对内侄寄予殷切的期望。

周恩来给姻叔王缁尘的题词是：“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

周恩来给表弟王贶甫的题词是：“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必定苦尽甜来！”王贶甫此时只是大明电灯公司的一名职工，由于战乱，大家庭经济拮据，他身为长子加上自己大病初愈，因此忧心忡忡。然而他在陪同周恩来故乡行的几天中，周恩来不断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并为他书写了这幅题词，给他精神上以莫大的激励，使他在日寇占领期间拒为日寇工作，辞去电灯公司职务，靠变卖家产度日；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为保护民众，他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为迎接解放组织成立“临时救济委员会”，主动和浙东游击队及解放军联系，使绍兴古城及电厂未受损失。

周恩来给表弟王同甫的题词是：“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

周恩来给表妹王逸鸥的题词是：“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学。”

周恩来给表妹王逸莺（王去病）写了两幅，先用毛笔写了一张：“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鉴湖女侠秋瑾是为唤起民族觉醒而牺牲的巾帼英雄，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要越东女儿学习秋瑾的爱国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后又用钢笔在她的纪念册上题写：“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

周恩来给表侄王戌、王德怀的题词分别是：“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乘长风，破万里浪。”“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学习，精益求精！”鼓励他们学好本领，待抗战胜利后努力建设祖国。

据王贶甫、王戌回忆，周恩来不顾白天奔波的劳累，晚上又在王家召开了工人座谈会，绍兴大明电灯公司青年工人史美钰、陆与可、蒋桐生、周文元和顾康年参加了座谈会。

周恩来笑容满面，询问了几位工人的家庭情况和生产劳动情况，然后讲了抗日救国形势。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大资产阶级，穷兵黩武，扩充军备，对外侵略，赋税日重，表面看来强大，实际内部空虚，侵略战线越长，军队的给养越大，日本人民的负担越重。日本人民厌恶侵略战争，失去民心。”

“相反，我们进行的是保卫祖国，民族图存，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得到世界民主势力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说，“殷汝耕、梁鸿志、汪精卫之流，坚持投降、分裂、倒退，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求和，甘作傀儡，成为人民的罪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要借鉴卧薪尝胆，誓雪国耻。”接着，周恩来气愤地说，“这次来绍兴的路上，看见许多军人运米，据了解纯属走私，军商勾结，垄断米价，这是社会一大患，百姓敢怒不敢言。”

王子余说：“这些人是无耻之徒，人能知耻，庶可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硬汉子。”

周恩来勉励工人们要关心国事，要做好本职工作，思想上要有四万万同胞，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谈话至深夜，周恩来兴致勃勃，欣然应工人们的要求为他们题了词，每幅题词都寄托了周恩来对工人，也是对绍兴人民的希望，勉励他们要发扬民族精神，将抗战进行到底。

周恩来给绍兴妇女协会会长任芝英的题词是：“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给陆与可、史美钰、顾康年、蒋桐生、周文元5位工人的题词分别是：“前途光明”“光明在前”“光明灿烂”“无限光明”“为光明而奋斗”。

山中岁月纪春王，

颁诏何须辨鲁唐。

此日甲兵栖越纽，

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

势压杭嘉士气扬。

成败区区君莫问，

中华终竟属炎黄。

这是周恩来给绍兴《战旗》报主编曹天凤的题词，也代表了周恩来此次故乡行、东南行的心声。

3月31日，周恩来告别故乡的父老乡亲，离开了绍兴，又投入新的艰苦的战斗中。

周恩来亲笔手书

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去锻炼

自从1939年那次绍兴之行后，周恩来就没有机会再到绍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身为国家总理，更无暇与亲属联系，但他仍通过他的叔父周嵩尧，给绍兴王家寄来他与邓颖超、周嵩尧在中南海的合影，并转告各位亲属：“务必在新社会中加强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贶甫1954年见过周恩来，再次见到周恩来是1959年10月，当时他已任绍兴市副市长，来京出席民建、工商联代表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也来了。在祝酒时，周恩来到浙江省的代表席上，高声问：“老表在哪里？”

王贶甫迎上前去问候周恩来，周恩来向陈云和其他领导介绍说：“这就是我的绍兴老表。”这时，浙江代表才知道王贶甫与周恩来是表兄弟。

几天后，周恩来接王贶甫到中南海家中共进午餐。席间他问道：“记得抗战时我来到绍兴，你是电厂职工，怎么现在是工商界了？”

王贶甫讲述了战后电灯公司管理乏人，董事会聘他为副经理的经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筹办工商联和组建民建绍兴市委的情况。周恩来听后频频点头，鼓励王贶甫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说：“工人能从公私合营转国营，这是社会主义方向。”

周恩来在席间又询问王贶甫的子女情况。对王家的人从不宣扬和他的关系，周恩来感到满意，并说：“王戌给我的来信都收到了，为了不妨碍他的进步，所以没有给他回信，希望转告他，在现职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表妹王逸鸣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律系，后入浙江干部学校学习并分配到湖州。因嫌工作艰苦，他便不辞而别，到北京另找工作。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他无奈写信给周恩来，周恩来请成元功将她接到中南海。

面对这位远离家乡的小表妹，周恩来夫妇十分关心，当得知她是从单位不辞而别、悄悄跑来北京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一个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同志，怎么可能目无组织，毫无纪律，私自离开工作岗位呢？这是严重的错误行为。”并给她讲了很多革命队伍中纪律重要性的道理，要她作出检讨。

王逸鸣认识到自己错了，回去写了检讨，共写了3次。第一次，周恩来看后说：“只写了事实，没有接触思想，不行！”又耐心地对她启发教导。第二次检讨写来，周恩来看了又说：“这次比上次好一点，但还是不深不透。”直到第三次才给予通过，并将她的检讨寄到浙江省委，再转到湖州。

不久，王逸鸣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检察署研究室工作。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行，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娃娃，怎么可以分配到中央机关，而且搞研究工作？应该到基层去锻炼。”

随后，王逸鸣服从分配，到东北一个县的地方法院工作。后随爱人调到北京工作，但不敢告诉周恩来。1956年王逸鸣病重住进通县结核病防治所，并查出患肺癌，邓颖超知道后将她接到北京，并住进北京友谊医院，虽经多方努力，终因此病为绝症，回天无力。

王逸鸣病危时，周恩来接到通知，凌晨1时赶往医院看望。后来周恩来与王逸鸣之姐王去病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时简直不认得是王逸鸣，瘦得皮包骨。由于激素打多了生出了胡子，她已不会说话，但认识我，拉着我的手一直流泪。”说到此，周恩来心里十分难过。王逸鸣在周恩来离开医院后不久去世。

王去病是周恩来的另一位表妹，1939年周恩来绍兴之行时，曾题词嘱她“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此后，直到1973年王去病来北京治病，周恩来才又一次见到她。

在中南海的家宴上，周恩来问起王去病的情况和王贶甫去世的原因及其子女情况。当得知王贶甫的两个儿子王京和王耆均在北京工作，周恩来赞叹说：“这两个孩子从来没有找过我，很好。”

王去病说：“他们从不宣扬和你的关系，只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在工作时尽量不犯错误，可是一旦思想跟不上形势有个什么差错，会影响你的。所以我也就不宣扬我们的兄妹关系。”

淮安周恩来铜像广场上的周恩来像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我也会影响你们的。”

这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使王去病顿感心酸，从此王去病再也没有见过周恩来。

节选 《周恩来真情实录》于俊道主编

来源：人文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