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革命到底”，这是朱德在89岁高龄时发出的生命呐喊和心灵绝唱。这不是一般革命者口号式的语录，其中蕴含着一个开国元勋晚年的郁愤和悲壮。

朱德与夫人康克清合影

73岁那年，朱德突然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面对困惑与忧虑，朱德少了许多话语

1959年，朱德73岁。

这一年，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过去一样，他仍然用大量时间外出视察，到国外访问，出席并主持各种会议。尽管他的工作丝毫没受年龄的影响，但他的思想上却产生了一些困惑。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长年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思考的结果，他不能不对现行政策提出疑问。

1959年夏天，朱德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一上山，就找主管农业的李先念谈话，指出要把各方面的生产能力都使上去，尽量多地生产出东西来。接着，他在中南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什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

他反对刮“共产风”。他在与广东的陶铸和湖南的周小舟谈话时指出：去年最大两件事，大炼钢铁和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损失。

从这一系列谈话看，朱德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是力主纠正者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让朱德始料未及，同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就在毛泽东批彭的当天，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倡导“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的个体经济。两天后，他又在小组会上继续讲：“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个问题以后还应重视。”不仅如此，他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关心经济建设，只要纠正错误，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7月26日，彭德怀作检讨。在随后讨论时，朱德表态：“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

然而，谁也没料到，在一周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彭的“俱乐部”。朱德虽能幸免，却遭到自与毛泽东合作以来一次较为严厉的指责。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对此有段记录：“毛主席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朱德发言‘未抓到痒处’。”

此时，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也公然批评朱德在庐山会议上“右倾”，称朱为“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不顾历史地宣称：朱德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

1959年的秋日来临前，朱德感到有一种肃杀的气氛。许多老战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韬光养晦的林彪则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评语点了他的名。更为具体的是，中央军委为此作了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为常委。

一直以来，朱德诚服毛泽东的智慧和魄力。他用30年的行动证明了他对真理、对领袖、对人民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毛泽东和人民及子弟兵的尊敬。30年合作荣辱共，一朝轻言为何起？从彭被打倒，自己遭毛泽东批评，再联系到内部的争斗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朱德的确感到一种困惑，一种莫名的忧虑。难道真是廉颇老矣？真的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了吗？从这个夏季开始，朱德少了许多话语。过去散步时，他还同身边工作人员聊聊天，问些事。那一阵子，他散步时总是默默无语。有时在家里，他坐在沙发上，两眼望着前方，仿佛要把一个什么东西看透似的。

难道元帅真的老了吗？有一件事或许能反映朱德的心境。那就是庐山会议后，朱德想回故里。

朱德自离开家乡以来，已经整整50年没回过故里了。在此之前，有过多少次回家看一看的机会，他都没有顾及。但现在，他决意回故乡一趟。人老思乡嘛！再过些年怕走不动了，也回不去了……

正是从那个特殊岁月开始，朱德手上多了一根拐杖，心中也多了一份惆怅……

林彪点名：朱老总不好。闲居玉泉山，家中突然贴满大字报。“九大”前夕，他已进入“黑名单”

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朱德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特别是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的心情特别好。

“我今年虽然快80岁了，也还是有信心的！”他满怀深情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那一阵，他仿佛忘记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不快，一下子又变得精神而有活力。他向许多人讲述“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蓝图，许多人也被他的热情所感染。

然而，谁又能料到，就在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尚未启动之时，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

暴风骤雨到来之前一般都有不祥的征兆。先是一个神秘的上海会议，军中名将、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反党乱军”的罪名被打倒。对罗瑞卿，朱德是了解的。说罗反党乱军，他怎么都不相信。过去别人把罗作为毛泽东的影子，他能反党？他会乱军？

“如果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哟！这样搞范围就宽了，要涉及多少人啊！”从彭德怀到罗瑞卿被打倒，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为此急得吃不下饭。

林彪的一些做法太令人担心了。他大书特书毛泽东，包括毛泽东的缺点也说得像花似的。他上台就钻研毛泽东晚年的喜好，大搞突出政治。军队不抓训练怎么行呢？

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

掩卷闭目，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回首这些年的事情。自从在批彭的会议上自己保留了观点，遭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后，林彪、康生等人便有恃无恐地对自己展开了攻击、谩骂和诽谤。

“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

那一阵，郁愤让朱德几乎失去了语言，许多他知道的事情对谁都不能讲，包括妻子和秘书。赶上“运动”，其他领导人和将帅各自自身难保，还能对谁说呢？所以，他终日长叹，郁郁寡欢，望着天花板发呆成了他的习惯。

由于林彪的攻击，军队内部批朱，“文革”发起后，由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了行动。

一天，江青召集控制着“造反派”的戚本禹，秘密作了一番交待：“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算是揭开了，会上还提到了朱德的问题。林总讲：朱德根本不是什么总司令，一天也没当过。朱毛、朱毛，那是假的，实际上朱是反毛的。他要篡权当领袖，是一个大野心家。”

戚本禹心领神会，衔命而去，先是发动人批斗了朱德的一个秘书，逼他写出“揭发”朱德的大字报，并以此为突破口，展开了对朱德的批判和冲击。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对发生的那些事，眼不见也许心就不烦了。然而，广播中“打倒”的口号不绝于耳，心中怎能不烦呢？

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什么事，夫人没说。朱德说：“看来火烧到我头上了，你们思想要有准备啊！”他吩咐工作人员：马上回家。

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路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

“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

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待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

听康克清讲完，朱德一言未发。一夜无眠，天刚亮他就早早到屋外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完“大字报”，他向毛泽东的院子望了望，敲着拐杖返回屋中。

这次上门“造反”虽然过去了，但发起者显然没达到目的。很快，由康生、江青等人策划，“造反派”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当时，满街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将“朱德罪行材料”汇集成若干本小册子散发，情况十分紧急。多亏陈毅事先得到消息，赶紧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干预，指出这将造成“国际影响”后，“批朱大会”才停了下来。

“批朱大会”有惊无险，但后来的消息还是让朱德伤心不已。

先是人民大学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受人指使抓走了该校党委副书记孙泱。孙泱是朱德的革命引路人孙炳文烈士的儿子，曾给朱德当过秘书，朱德视如亲生。他们抓走孙泱，目的是逼其交待朱德的“罪行”。接着，又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造反派”抓走了朱德在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机的儿子朱琦。朱琦牢记爹爹的教诲，同爱人赵力平坚持在一线锻炼，两口子在群众中享有口碑。朱琦被“造反派”抓走后，也不知被带到何处去了，声息全无。与此同时，康克清在全国妇联也遭到批斗，逼她交待朱德“反党”的问题。

“这是什么道理？明明是要打倒我朱德，何必又株连九族呢？”朱德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作响。

那些日子，朱德以沉默抗争，而其他老帅和老同志则直接用正义的胸膛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大闹”京西宾馆和怀仁堂，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朱德和陈云一道，也被划进了“二月逆流”，停发了文件。他只能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同时也停止了他参加一些会议的资格。人大委员长以及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工作几乎也停止了。

1967年的春天难见天日，孤愤的朱德身边，只有康克清相伴。

“您也是‘走资派’，我也是‘走资派’，都成了‘走资派’了！”康克清担心地说。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眼睛望着远方，心明眼亮。

看清了阴谋家的嘴脸，朱德也有了面对更加严峻形势的思想准备。

1968年12月，中央召开筹备九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朱德自然在参加之列。但当朱德看到主席台上坐着江青、叶群之流时，表情更加凝重起来。进入分组讨论后，朱德很快便成为“左派”的围攻对象。“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是怎么反毛主席的？说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受受教育。”已担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的吴法宪带头发难，“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你是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吧！”

这话朱德在庐山会议后就听到过，是林彪讲话的翻版。

见朱德不屑一顾，已窃取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开了腔：“有些人不服气，就看看刘少奇的下场吧。在党的历史上，真正跟毛主席走的，只有林副主席。”

“有些人”显然是指朱德的。黄永胜的话纯粹是恐吓，看来不说话不行了。

“这次‘文化大革命’，无论如何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过去几十年我也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犯错误是个别的，每次都改正了！”朱德十分坦然地回答。

“改正了？恰恰相反，你是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声色俱厉。

“辩证法没学通，主席天天讲，我也学不通。但是，我从来不搞别人的鬼！”

朱德这话显然击中了吴法宪的痛处。当年打倒罗瑞卿，就是他诱使刘亚楼的夫人在他写好的诬陷材料上签字。见朱德不硬不软地回击，他气急败坏：“你现在就说你和‘二月逆流’有什么关系？”

“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朱德针锋相对。

“你说，你和刘少奇是怎么划清界限的？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审查报告上写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不晓得。说他是内奸、叛徒，让人想不到。”朱德仍然坦然地回答，“我没有和他在一起，不晓得。我知道的，毛主席都知道，我揭发不出啥子！”

吴宪法奈何不了朱德，张春桥、李作鹏、邱会作便轮番攻击。朱德一直沉着应答。最后，他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说我有包袱，我是有包袱。说我不是总司令，总司令是毛主席，我同意，包袱不就卸下来了！现在我不顾这些了，有什么用呢？说我过去一贯反毛主席，我过去有几次检讨了，我想法作解释了。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不是哪一个个人受骗，难道大家都会受骗吗？彭、罗、陆、杨谁不沾边了！一起工作了几十年嘛……”

朱德一板一眼地讲道理，说得会场一片肃静。会议主持人见“制服”不了朱德，反而给了他“散布流毒”的机会，只好草草收场，让朱德继续反省。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届中央委员诬蔑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到处宣布不投“老右倾”的票。

投票开始前，有人见到林彪的干将在代表中散布“朱德、陈毅是‘老右倾’、‘野心家’”，并“提醒”代表不要投他们的票。

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历来主张就是对立面也可以进中央。他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主张把这些人选到中央委员会：“不把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这时，康生仍然抓住朱德的问题不放：“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写检讨！”

“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毛泽东主张朱德等人进中央，这为朱德进中央奠定了基础，但林彪、江青并不情愿。很快，他们又密谋策划了“老右倾”的得票不能过半太多的阴谋。于是，大会秘书处决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要限制他们得高票，美其名曰“促进其转化”，实际上是怕这些人的得票超过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代表团还明确了不投朱德等人票的人。最后朱德以809票当选，得票率为53．6％，刚好过半……

朱德在九大上勉强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迫于朱德的威望和毛泽东的干预，朱德最后还是进了中央政治局。

望着报上公布的九大政治局人员名单，朱德心里非常清楚，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一个创建军队的元帅居然得不到解放军总医院的治疗。广东从化遭软禁。1971年，朱德的“预言”应验了

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伙就从肉体上对朱德进行折磨。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在中共九大前后，朱德身体一直不好。加之阴谋者的嘲讽、诬陷和攻击，使他精神不佳，血压、心脏都出现了问题。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体一度很坏，而林彪则指使总后不给其认真治疗。

据朱德原警卫员陈凤岐等人回忆，301医院对朱德的治疗采取了百般刁难：其一，有的护士在朱德起床打针时，将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个身子，故意冻他；其二，朱德心脏不好，血压高，年龄大，住在医院南侧，应开南边电梯，但医院怎么也不同意给其方便，只有转到北边电梯。而北边电梯遇到有黄、吴、李、邱在这里时，别人都不能用，朱德知道后每次都步行下楼；其三，黄、吴、李、邱稍有不适就去301医院，名为治疗，实则休息，医院都加特护。而朱德这么大年纪，从未给予过特护，有时连找人都难……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后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来试图走几步，但由于气喘不上来，两腿发软，身体渐渐下蹲。由于朱德体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满脸发紫。

大家马上寻找医护人员，但一个也未找到。幸亏朱德生命力顽强，一会儿恢复了血色。事情过后，医护人员也未及时处理，仍不给予特护。

那一阶段，朱德身体几次出现危险。

就在他摔倒之后不久，有一次去洗漱间，又一次摔倒，并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医院也没追查原因，还是不增加特护，任其遭受痛苦。

这次住院，朱德嗜睡不止，医院也不采取得力措施，更不用好药治疗，而且医护人员常常还借故翻白眼，打针时故意将朱德扎痛。眼见这种情形，陪护的警卫员直流泪，只好动员朱德回家休养。

虽然医院冷淡，但有病还得治疗。朱德信任军队的医院。后来，他出院时，曾对医院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讲：

“我出院以后，还是301医院负责治疗。你们对我的病情也很熟悉，还是由你来管！”康克清也建议这样，并希望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朱德注射胰岛素。

然而，那位负责人却回答说：“他出院后保健工作不归我们管，是中南海门诊的任务。住院期间我们管，出院之后我们不管！”

据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介绍，朱德晚年医护、保健和生活照顾的问题，到1973年仍有反映。他曾专门到朱德家中听取过朱德和康克清的意见，并召开工作人员会议，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了处理。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这天，朱德被请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是否能上天安门，这在当时无疑是政治上的晴雨表。朱德登上天城门，预示着他还没被打倒，这给朱德夫妇、子女和工作人员带来一些轻松。但半月之后，林彪制造的进入紧急战备的气氛，又给朱德带来了厄运。

得知“林彪一号令”之后，朱德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备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绝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出这种预兆和迹象！”

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广东从化。临走前，他想带康克清一块去，但因康克清在妇联被监督劳动，难以成行。最后，他只好找周恩来解决难题。在周的努力下，康克清终于成行。

一到从化，有人就向他们宣布了活动范围：

“往东，不要越过小桥到河东；往西，不要越过梅林哨所到后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为了保护首长安全。”

离开北京，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朱德心想：应该能够清静一下了。但他没想到，林彪、江青等人到处给他设下了天罗地网，何处能够清静呢？

一份当时服务人员的回忆材料，便能说明这一切：

“过去，这里来客人，有关领导都要上门征求意见。而朱老总来了一个多月，一直发低烧。可以说，没有什么领导来看望他。”

朱德喜欢看《参考消息》，但眼睛不好，看起来吃力。工作人员就读给他听。领导发现后，马上指示他们尽量躲开。生活不好，工作人员弄了一条鱼，“没想到负责人不让拿，只好又放下”。

一次，朱德同在广州的董必武相约，一起去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一幅已被篡改成“毛林井冈山会师”的画前，他俩驻足很久。

“朱老总，这画画的不对吧！”董老生气地说，“这画怎么这样画呢？”

朱德无语，用手杖在地上轻轻地跺着，最后讲了一句话：“历史就是历史嘛！”

广州的下放是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好在时间并不长。1970年7月，周恩来突然给朱德打来电话，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要他即刻返京。

阔别9个月的北京，虽然表面依旧，但暗中已是另一种气氛。此时，林彪和江青集团已结束利用“文革”运动联手打击老干部的“蜜月阶段”。由于在“九大”上均已分赃得手，为了争取“接班人”的权柄，他们马上转入“纷争阶段”。

朱德刚回到北京，就找负责警卫的人员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当得知毛泽东身体、思维、饮食尚好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眼观目前的一切，深信毛泽东不会让这帮人这样瞎闹下去的。

果然，在随后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敲山震虎，从政治局常委中拿下了曾辅佐江青、继而转向林彪的陈伯达。一年之后的9月13日，林彪的阴谋暴露，不得已携妻带子叛国投敌，结果摔死在异国荒野。

获悉这一消息，朱德深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内心高兴，但表情依然严肃。因为他从眼前江青作秀般地哭述中，看到一层阴影还未拨去……

从“黑司令”到“红司令”，两位巨人再到一起。“革命到底”！千古憾事：元帅被遗忘在大会堂让冷气冻病

1971年8月，朱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北戴河休假。这次，朱德确实感到有一种多年来少有的自由。他听涛观海，林中散步，气色很好。

在这里，他还遇到在南昌起义后结成同志与兄弟友谊的陈毅。一对老战友感慨万千。面对战友，朱德说了一段他深思许久，十分能反映他晚年心迹的话：

“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了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牺牲，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很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会搞清楚的！”

林彪事件之后，朱德虽已耄耋老年，但心情逐渐从沉闷中摆脱出来。他在北京召开的“批林批孔汇报会”上说：“我已好几年没有和军队的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更为愉快的时刻到来了。下午，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40多位老帅、老将和老同志来到毛泽东住所。

“老总，你好吗？”毛泽东看见朱德进来，欠起身子向朱德打招呼。

“主席，你好吗？”朱德走到毛泽东面前，把手杖挂在左臂上，与毛握手问候。毛泽东把他拉到紧挨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急切地问道：“红司令，现在没人骂你了吧？”

“没有了。”朱德把目光转向众人回答。

“那好！”毛泽东指着朱德对众人说：“这位同志，我们一起几十年了！”

“40多年了。”朱德补充道。

“对，40多年了。”毛泽东点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连续抽了几口，然后逐字逐句对朱德说：“朱老总，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你是红司令。”他提高嗓门说道：“红司令！”说完，他面向众人又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朱，哪能有毛啊？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

当天，朱德回到家后，脸上始终挂着笑意。在随之而来的毛泽东80岁生日时，他特意给毛写了一封信祝寿，表达了两位历史巨人的深情厚谊。

中共十大之后，江青集团取代了林彪集团，这一点，早在朱德的意料之中。他曾预言：革命还在继续，但他没有想到斗争来得这样快。

1974年元旦刚过，朱德就获悉江青迫不及待地借“批林批孔”之名，对主持中央和军队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不点名的攻击。康克清有点担心，但朱德胸有成竹：“你不要害怕，他们成不了气候的。虽然有个别败类跟他们跑，但大多数军以上单位掌握在我们手中，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是好的！”

这年秋天，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被关押7年之后来见朱德。当肖华讲完林彪和江青等人倒行逆施，对老干部残酷迫害的事实后，朱德神情坦然地说：“恶有恶报，天理难容！”

他从书柜中挑出有关马列和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书，在送给肖华时说：“你要记住：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时兴得很，但从长远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书你拿回去好好地学，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这年10月，从毛泽东那里传来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朱德品味毛泽东的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以浓重的口音喃喃地念叨着：“对哟！对哟！”

毛泽东欲将“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朱德再高兴不过的事情。然而，新的问题又让他担忧不已：一则毛泽东的确老了，的确已无力收拾残局，所以他期盼这一运动的结束，以安定团结为好；二则是他获得消息，在危局中力挽狂澜的周恩来得了癌症，同时江青一伙抢班夺权正在加剧。一场新的斗争在即，朱德已发白的浓眉又拧在一起。

连日来，朱德在思考。除了散步和养育终生喜爱的兰花外，他又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练习书法。他在那阵子，一直反复写着几个大字。一日，当晚辈代人向他求字时，他毫不犹豫，铺开大纸，用重墨写下那几个练习许久的大字：“革命到底”。

1975年1月，邓小平再一次被起用，这无疑挫败了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邓小平一上台就排除“四人帮”的种种阻挠，对农业、工业、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整顿。这给朱德又带来许多安慰。

对于邓小平，朱德是了解的。在不久后与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明确表露了自己的心境：

“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没有顺过来。看来经过整顿，生产上大有起色。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很好。要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吗？”他明确指出：“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定是要胜利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告急。在周恩来第三次手术后，他专门让卫士打电话请朱德过来密谈了一次。那天，两位在几十年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关着门谈了25分钟。许多人都难以弄清这次密谈的内容，但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交谈，也是两位战友的最后诀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噩耗传来，朱德在北京医院庄重地向这位战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里，他一直流泪，伤心不已。几日后，本来计划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的朱德，两腿已不听使唤。

他坐在家里收看了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的场面，心中多少得到些安慰。然而，很快让他心中雪上加霜的是，邓小平因整顿打乱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部署，遭受“四人帮”进一步的诬陷迫害；加之毛泽东晚年的失察，邓小平在这次公开场合露面之后，又一次被打倒了。

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打开朱德晚年大事记可以看到，仅仅从1976年3月至5月，他就先后3次以元首身份和国家形象接见外宾：3月15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及其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4月14日，会见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的特使穆罕默德·布塞塔；4月19日，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

休息室里放送着丝丝凉气。朱德为接见外宾考虑仪容整齐，不便着太多的衣服，一会儿，他就下意识地拉衣角。工作人员见到这一情景，都急得团团转。他们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具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室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朱德一直等到外宾到来，并坚持到会见后才返回家里。

这次，他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待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诊断，他被冻感冒了。

起初，朱德并没把这感冒当回事：戎马一生，多少枪林弹雨、激流险滩和暴风骤雨没经历过！但毕竟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到了25日晚，他出现了腹泻。

本来，第二天还有外事活动，朱德执意参加完活动再去看病。但这一次，他心愿未遂。他被送进了北京医院，而且一去就再没有回到家中……

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全文完）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