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日上午9点，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在苏州被执行枪决。

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多种色彩，他自幼随父反清复明，既当过我党的一大代表，又做过国民党的要员；既当过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也扮演过汉奸卖国贼的丑角。

陈公博自称乱世能臣，在翻卷的政治旋涡中左右逢源，上下沉浮，但终因缺乏政治定力，最终以最可耻的下场结束了这一生。

沧海横流，保持定力，方显英雄本色。

1、父亲陈志美

1892年10月19日，广西提督陈志美的夫人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陈公博。

陈志美是一名武官，早年参加过三合会，以反清复汉为理念。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有功而晋升为广西提督，定居广州。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公博从小就受到了优质的私立教育，练就了文武双全的本领。

他9岁拜“康梁传人”梁雪涛为师，学习四书五经，长达7年时间。年幼的陈公博从老师那里得知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事迹，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学说。

父亲陈志美是武官，儿子当然也要练武。陈家在家里雇了两名全职拳师，教陈公博习拳舞剑。

学文改变了思想，学武将思想照进了现实。

陈家在广州城的北门，那里是八旗兵驻防的地方，八旗子弟仗势欺人，聚众闹事，是十足的社会蛀虫。练武有成的陈公博找机会跟他们打了一架，以一敌二十，打伤了四人，自己毫发无伤。帅呆了！

没想到这下惹了祸。八旗恶少的家长们找到陈家兴师问罪，父亲陈志美只好既赔不是又为恶少们治伤。

这件事刺激了陈公博：“从此以后我更深深种下了反对旗满的思想。”

父亲陈志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是不满，年轻时参加三合会，晚年更是支持革命党人的反清义举，决定毁家举义，准备武装起义。

1907年，15岁的陈公博停止学业跟随父亲联络各方反清势力。凭陈志美的威望，队伍发展很快，可由于走漏消息，清军压来，起义部队被迫解散。

为了不连累大家，陈志美先打发儿子陈公博回广州，然后坐等清军到来，承担了全部责任，被清廷判处死罪。

陈公博找了许多父亲的故交营救狱中的父亲。最终通过兵部尚书铁良的关系，父亲陈志美由斩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

陈志美随即出狱，作为反清革命功臣，被选为省议员，兼任军政府军事顾问。

因为父亲的原因，陈公博虽然还不到20岁，就已经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并成为县议会议员。

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法政专门学校读法律。

1917年夏天，毕业后的陈公博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与陈公博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还有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2、一大代表

陈公博是北大哲学系班长。

可他对北大的各种社团毫无兴趣。对青年人敬仰的蔡元培、陈独秀也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蔡元培只见过一面，为的是求一副对联。与陈独秀也只有一面之交，为的是询问考试日期。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他的北大老乡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

三名北大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命名为《广东群报》，陈公博担任主编。

在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又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本来出席一大的广东代表应该是广州党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可他当时正协助教育厅长陈独秀筹办广东大学，脱不开身。经陈独秀提名，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

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乘轮船赴上海。

1921年7月21日，陈公博夫妇到达上海，住进了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一大其他代表们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7月底，党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时。陈公博选择了退出，带着妻子去杭州游山玩水去了。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

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代表。

3、加入国民党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公博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

陈公博给陈独秀写信，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

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3年春，中共中央将陈公博开除出党。

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得哥大硕士学位。在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批评。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三年后加入了国民党。

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两员大将之一。另一员大将是顾孟余。当时，人们以“陈顾”并称。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4、一步一步沦为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39岁的陈公博此时还是爱国中年，他与李济深一起，从阎锡山那里弄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派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

这次劳军又一次改变了完全没有政治定力的陈公博。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抗战已经失败。他从幸存的士兵口中感受到了日军装备和战力的双重碾压性优势。陈公博失眠了，我们以卵击石，得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

自此，陈公博从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从北平回到南京后，他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

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

193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改组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来到成都。

很快，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四川变得热闹起来。但陈公博长住成都，很少去重庆。

1938年12月，陈公博在成都接到汪精卫电话，要他来重庆。

原来，汪精卫已经派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与日本人进行了秘密接触，达成了协议。

陈公博来到上清寺汪精卫公寓，汪精卫喊他上船。

但是陈公博选择了拒绝。他对汪精卫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

陈公博是清醒的，可是他的老板汪精卫已经昏了头。

1938年12月14日，汪精卫派副官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

陈公博知道，降日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老板选择了换码头，团队核心成员其实选择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除非你有超强的政治定力。

既然汪精卫要走，陈公博自己也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因为如果留下来不走，不仅与汪精卫的友谊从此一刀两断，而且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

1938年12月18日，成都大雨，直到20日天气转好，陈公博才飞往昆明。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已经带着妻子陈璧君飞往了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飞往了河内。

陈公博的到来，令汪精卫大喜过望。

汪精卫的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可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

陈公博选择了身往而心不至。

随汪精卫到香港后，陈公博选择了隐居，他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1939年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虽然没有出席，也被选为了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对于这一职务，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陈公博没有表态。

1940年年初，汪精卫伪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来访，约陈公博一起叛汪，投奔蒋介石。

陈公博瞧不起他们，态度冷淡，无叛汪之意。

定力和忠诚是两回事。

1940年1月21日，《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二人的联名公开信，公开叛汪，把汪伪内部机密全部曝光，汪精卫再遭国人唾骂。

当初引诱汪精卫降日的就是高宗武、陶希圣，汪精卫上了贼船后，二人却离他而去。

陈公博不忍心老板汪精卫如此遭遇，患难见真心，决定往火坑里跳了。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

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成立，陈公博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在汪精卫赴日治疗期间，由陈公博代行汪精卫一切职权。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陈公博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了个“代”字。

代人受过。

此后，为了讨好蒋介石，陈公博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

5、审判与死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了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了治安委员会。

就这样，历时5年又4个月的汉奸政权结束了。

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

此时，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飞机只能在米子机场降落。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最后燃料耗尽，飞机只得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

日本政府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他的妻子李励庄化名东山文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这期间，陈公博几次自杀均未遂，妻子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寸步不离地守着陈公博。

不久，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的要求。日本政府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国民政府派出的一架C-47型运输机押解回国。

他被羁押在南京宁海路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单间待遇。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陈公博写了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后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陈璧君的妹夫伪行政院副院长、伪外交部长诸民谊一起，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

陈公博知道这个监狱是专门关押重犯的，他明白自己活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1946年4月5日下午2时30分，法庭开庭公审陈公博。

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蹬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在法庭上与法官辩论异常激烈，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

1946年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

1946年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

1946年6月2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陈公博先给家属写了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

陈公博临死前要求的殉葬品有两件：

一是汪精卫赠他的一只茶杯；

二是日本天皇赐的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

陈公博的政治忠诚度最后一次嘲笑了自己的政治定力。

1946年6月3日上午9时，陈公博被执行枪决。苏州6月的天气已十分炎热，尸体仅仅存放一天就变臭了。

陈公博的儿子陈干来到苏州，将父亲匆匆安葬在苏州。后来，亲属又把陈公博移葬到上海的一处公墓，连块墓碑也没立。

来源：八达街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