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发表之后，反应最快的就是以胡编为代表的某些人。可见，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相当敏锐的。胡编文章中的这段话极有深意：“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在新的《决定》中，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区分谁是主体地位，谁才能发挥主导作用。

胡锡进

另外，本次《决定》还明确宣示，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这就是胡编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发现的“新大陆”。

许多同志都在文章中雄辩地驳斥了他的谬论。证明了三中全会《决定》并没有胡编解读出来的那层意思。三中全会《决定》中，依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胡编和他的队友们空欢喜了一场。

但这能简单地说仅仅是以胡编为代表的某些人过度解读或者解读偏了吗?

不，没有那么简单。和胡编一起跳出来的还有其他人，比如有人提出“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她还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是在开放的推动下不断进行深化的，如果没有开放就谈不上改革，所以我们要推动开放的中国和开放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种言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一说法乍看很有道理，仔细推敲却漏洞百出。

首先，开放要取得好的效果，是要有基础和条件的。

如果没有成熟的完备的自主工业化体系，盲目开放本国市场，只能像中华民国和19、20世纪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成为西方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商品的倾销之地。就像强迫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孩童与世界级拳王在拳击台上对打一样，注定是要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正是因为缺乏一个独立自主的有竞争力的完备的工业化体系，21世纪的拉美、非洲、中东很多国家，尽管他们都开放了，甚至其开放的程度远远大于中国，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开放而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发生了腾飞，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树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基础，以及那代人为我们攒下的坚实家底。

正是因为毛泽东那代人为改革开放攒下了殷实的家底，我们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有了卫星上天的高科技，才能够经受住全球化的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才有了开放后的成功。所以那种认为我们一搞开放，中国经济就获得了成功，把所有成绩对归功于盖房，甚至把改革等同于开放，认为我们应该早点搞改革开放，甚至刚建国时就该搞改革开放，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其次，开放还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大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也曾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现如今，某些学者和官员把中国的开放简单理解为“与世界融为一体”，甚至将融入西方当作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想要把中国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十分危险的。这些人偷换中央文件的概念，构造低劣的逻辑，无非是要让社会主义中国抛弃自己的制度和道路，完全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目标、意图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简直急不可耐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飞快地跳了出来。这突出地显示了国际垄断资本势力要演变中国与我们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尖锐斗争，时至今日，已公开化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三，开放还要对等和公平。

余云辉教授曾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对外开放”当成相对于“闭关锁国”的反义词，它甚至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判断和执着。理性地看，在“对外开放”的另一端不应该是“闭关锁国”，而是“对我开放”。只有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换来外国“对我开放”承诺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中外之间的“对等开放”，才能形成互利、互补、互惠的平等“对等开放”关系。

如果没有“对我开放”的前提，一味地强调所谓我们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就会让中国吃大亏。我们必须在“对等开放”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对外开放”的内涵，并赋予“对外开放”以新的价值判断。与中国强调“对外开放”相反，美国不提倡“对外开放”，而只提倡“对美国开放”，这点我们要向他看齐。

今天胡编们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了敏感而兴奋的曲解，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改革走向深水区之际误导中国的改革走向改旗易帜邪路。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46年了，距离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越来越近了。

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比例，40多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宪法赋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是我们关心祖国前途的同志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不放心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必须能够切实按照《宪法》和中央历次全会《决定》的要求真正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得以体现。那是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安居乐业的根本、可靠保证。

只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主义事业才能取得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胜利!

2024年7月26日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顾凌英

本文初摘录于：2024-07-28，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