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

问：鲁迅先生文学造诣是因为政治因素被过高的评估了，还是他拗口的中文别有深刻的功底？李敖有话说有一期节目评说，鲁迅的中文拗口是不好的中文，貌似大陆方面的学者和老中青作家都很生气，凤凰卫视也因为李敖的口无遮拦遭受了大陆方面的舆论压力。鲁迅的作品本人读得甚少，所以不敢妄加评论，还请明白人给些意见。

答：作者：inman丁

1、吃人和服从。

中国文明的发展，剖开一切外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研究如何变着法让人服从。

《狂人日记》中所述的吃人，便是用“仁义道德”的一套机制压榨被统治阶级，不仅要剥夺他们的权利，更要剥夺他们身为人的尊严和头脑。

爱因斯坦访华时曾在日记中记录对中国人的印象：“即使那些人像马一样辛劳工作，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意识到痛苦。一个像羊群一样的特殊民族，更像是机器而非人类…我注意到这里男女的差别微乎其微，我不明白中国女性具有何种魅力吸引男性到这个程度，让他们生下这么多后代…就连中国的孩子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呆头呆脑。”

“如果其他种族被中国人取代，那就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凄凉之事。”

迟钝、麻木，是鲁迅最痛恨的民族劣根，这麻木背后隐藏的是数千年来中国人被不断剥夺的“人性”。

统治阶级需要的便是“牛马般劳作”、“羊群般顺从”、“无情感的机器”、“缺乏思想”的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千百年来发明了金字塔统治结构、罪罚连坐制、严刑拷打、封民之口、枪打出头鸟、服从性测试等等策略，表面上宣称法治，实则是人治，人治的背后则是权治。

外在施以权治，内在则以儒洗脑，在家顺从宗族长辈，在外顺从上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加一一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愚昧枷锁，整个社会阶级从上到下只看得到两个字——“服从”。

鲁迅在《上海的儿童》中写道：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2、骨子里的奴性和纯粹的媚上机制

因整个社会机制是权治和金字塔结构，人性好的一面被无尽压制，人性坏的一面却不断膨胀。

鲁迅在《立论》中写道：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由此可见，中国人除了渴望升官发财之外，还爱听好话，还不准被人说实话。

逢年过节最常听到的好话便是“恭喜发财”和“长命百岁”、“身体健康”，说明印入国人骨子里的渴望就是发财和长寿。

在金字塔机制下，底层人永远对上层抱有渴望，都想不受压制，对大部分人来说，减少束缚和压制最简单的办法，并非推翻或者跳出整个机制，而是加入他们。

故而，为避免被吃掉，人人争先恐后往金字塔更高处爬，而非跳出机制，真正去思考作为人应当思考的存在意义。

在一个中央集权制的金字塔社会中，往上爬的唯一途径便是媚上，纯粹的对上不对下，久而久之，这种习惯性的媚上和服从必然导致奴性。

唐弢在《琐忆》提到鲁迅讲的一个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

《阿Q正传》中亦有类似的场景，阿Q挨了赵太爷的打，反而在乡亲们面前扬眉吐气了。

这便是骨子里的奴性和极纯粹的趋炎附势、极彻底的媚上。

3、中国没有真正的成型的哲学，没有导人向人

明朝万历年间，从意大利来了一个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他在北京住了9年，写了一本日记，叫《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面提到一个观点：

明帝国的子民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明帝国的国民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他们国家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中国所奉承的一套中华文明，其根本是儒家，而儒家是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工具。

所以在儒家文化中，有导人向善、向仁、向忠、向义，认为人应当是社会集体里的一部分，遵循其中的规则，唯独没有一套机制导人向人。

什么才是真正独立的人，而非社会的附属品？

西方哲学一整套的形而上学体系，所研究的正是世界的本源，人的本源。可儒家却撇开了“以人为本”的要义，从一开头就错了。

除利玛窦外，还有一位洋人曾分析过中国人，这人叫明恩溥，一个美国人，清末至民初时期到中国传教，在中国住了54年，将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1899年出版，名为《中国人的性格》。

其中有许多观点非常独到，里面有一句话：清帝国的国民，不缺智慧，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儒家文学的侵蚀，使得中国人不再具备为人的尊严，有时甚至比动物都不如，明恩溥在书中写道：

在我们看来，清帝国的国民的耐心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能毫无怨言地默默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这个帝国所有地方经常要发生大规模灾难，这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忍耐精神给外国人留下很深印象。1877年到1888年祸及数百万人的那场饥荒，目睹其惨状的无不印象深刻。

清帝国的国民的无边忍耐力，才导致出现可悲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挨饿，而堆积如山的粮食近在咫尺，伸手可及。问他们为何不能抱成一团向受灾地区官员告助，回答是：“不敢”。

清帝国国民的忍受能力超绝，一切来自权力和权威的打压，他们都默默忍受，于是也就维持着故旧的体系。权力者只要给他们一丁点儿的光，他们便心满意足，绝不敢拼命抗争。

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言：“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中国人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4、外儒内法，欺软怕硬

中国对外宣称礼仪之邦，对内则极尽压榨。

这个不用多说明了，如利玛窦所言：“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以前中国夜郎自大，称他国为夷邦，当这种虚假的强大破灭时，极度的自大骤然转向极度的自卑。

爱丁堡、媚黑、日本人丢单车、非洲免除贷款等等操作，可见中国依然保持着对外宽仁，对内严苛的策略。

其中虽然有近百年侵略史的阴影，但究其根本，逃不开外儒内法那一套。

除此之外，还有一套极“强大”的“精神胜利法”：

阿Q打架输给王胡，便喊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挨打被迫骂自己是虫豸，便美其名曰善于自轻自贱，颇有韩信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的风范；催眠“儿子打老子”，源于历朝战败割地赔款后美称“赏赐夷邦”。

......

其中的内法，亦有内战的蕴意，翻开中国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内讧史。

明恩溥写道：清帝国的国民，彼此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制造、传播谣言彼此中伤，以致人人自危。

5、顽固到根子的官僚主义和中庸之道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他也写出其中原因，《小杂感》中写道：“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但曾经阔气和未曾阔气的都没掌控权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正在阔气的群体手上，他们乐意保持现状，而他们保持现状的办法，就是中庸之道，“无为而治”。

首先，说话须得拐弯抹角，不能挑明来说，挑明了便是愣头青，虚虚实实才是老江湖。

其次，不能讲真话，逢人只讲三分话，交际须得讲究形式，礼仪到位，将矫揉造作发挥到淋漓尽致。

再者，干活须得对上不对下，阳奉阴违少不了，重点不在于干实事，而在于处好人际关系，中国社会是一张网，摸不清脉络便寸步难行。

还有，千万不可当出头鸟，鲁迅在《世故三昧》中已明言：“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

最后，公文和做人做事都得滴水不漏，绝不可披露真相，总之，纸上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能写真相。

文末，留下先生最泣血的一句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另一知乎网友S17X2N的回答：

我记得某一年，王朔、余华、莫言、苏童四人被邀请编一个丛书，每个人挑选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十个短篇小说汇编成集。而王朔、余华和莫言三人的选集中都有鲁迅的短篇。而且从这三个人的选择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三个人的阅读趣味和作品的特色。

莫言选的是《铸剑》，王朔选了《采薇》，余华选了《孔乙己》。这三个人选这三个短篇并不是瞎选的。莫言的书我还没看过，姑且采取一些比较主流的说法吧，主流的说法告诉我莫言的小说色彩浓烈，画面感极强。而《铸剑》恰好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色彩最浓烈，画面感最强的：青色的剑；黑衣人；金鼎；火炭；滚水冒出浓浓白烟，最后三个白骨下葬，送葬的队伍在黄色的土地上踩出烟尘……读着鲁迅先生的文字你都能感受到那个场面，甚至能感受到井华水和青剑的冰冷，沸汤的滚烫以及最后浓浓的灰土味儿。王朔的书我读过一些，他在我看来有点像是毛姆和塞林格的合体，在写一些嘲弄的小说时像毛姆，在写深情的小说时像塞林格……而王朔的选集据他自己说特色就两个：调侃和殇情。

《采薇》就属于调侃的那一类。《采薇》在《故事新编》中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篇，它不像《补天》和《出关》那样对某些具体的人有所嘲弄，也不像《铸剑》那般激愤：《采薇》就讲了两个有点傻的老头死守着商朝的基业不食周粟，最后被饿死的故事。

鲁迅的态度就像恶作剧似的，一本正经地写两个老头迂腐固执，就好像很值得敬佩一样，最后弄一个粗鄙的农妇来嘲弄他们：“你们吃的薇菜，难道不是我们大王的么？”安排这个农妇出场就很像王朔干得出来的事，仔细想想《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那句“傻逼”，不就是从这里拿来的嘛。

而余华选的《孔乙己》那更是再合适不过了，余华就得选《孔乙己》。他不选没别人会选了。《孔乙己》里那种写法几乎被余华原封不动地继承用在了自己的成名作《活着》上面。

《孔乙己》的叙述者是一个酒店小伙计，他对孔乙己是一种取笑与疏离并存的态度。鲁迅写《孔乙己》的时候，做法就是老老实实地写，小伙计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绝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读者的视角被限制在小伙计一人身上，但这种限死了视角的方式，反而会让人忍不住遐想在自己没看见的角落，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活着》的记述者对于福贵的所有苦难和幸福也都是一种冷静到极点的态度，听说福贵早年吃喝嫖赌，他不做表示；听说福贵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他不做表示；听说福贵终于大难不死得以回家，他不做表示……实际上余华经常因为这种疏离的，不做任何评价的写法而被热心肠的读者说成冷血。但余华是冷血吗？不是的。福贵的叙述虽然简单，但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带来的引力，我们常说质量巨大的物体会对别的物体产生巨大的引力，福贵的叙述也是一样的，这种黑洞一样的叙述朴实无华但无人能逃得掉。

就像孔乙己的那句“回字有四种写法，你晓得罢？”和“多乎哉？不多也。”一样，你小时候可能会取笑，但等到某个时间段再想起这句话，心里会觉得被人扎了一刀似的，难过到说不出话。实际上也没人能逃得掉孔乙己的这两句话。

网友变美研究院的回答：

借用张晓风文章里的一段话吧。

文学这东西我说，“太聪明的人根本碰不得，聪明人就会分心，就会旁骛。老一辈的作者，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就好像风雪暗夜荒原行路人手中所拿的那根小火炬，因为风大，你只好用手护着火火苗——而护得急了，连手都差点烧烂。但你不能不好好护着它，因为在群狼当道的原野中，—旦火熄了，你就完了。那火炬成了你的唯一，你忍着手心的疼痛，抵死护好那小小的蹿动的火苗。

“现在的作者不是，写作是他众多本领中的一项，他靠此吃饭，或者不靠此吃饭，他表演，他享受掌声和金钱，他游走，他回来，他在排行榜上。他翻阅这个月的新书，他的心不痛，从来不痛，因为他是个快乐的书写作业员。”

“而老一辈的作者，他们手中捧着火苗前行，那火苗便是文学。那烫得人手心灼痛欲焦的文学。你忍受，只因在茫茫荒郊、漫漫长夜，风雪相侵，生死交扣的时刻，舍此之外，你一无所有。"

“相较之下，今日的文学是众多消费品中的一项，是琳琅市场上和肥皂和电池和冰箱除臭剂和洋芋片和保险套一起贩售的东西。一旦退货，立刻变成纸浆。”

“现代的作者也许更有才华，但文学女神要的祭品却是你的痴狂和忠贞。”

本文初摘录于：2022-12-04，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2-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