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最大的风险在“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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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变局的特征是局部战争不断加剧,世界阵营对立初现端倪。但在这些特征的背后,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经济和产业基础。当今世界,几乎世界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的产业链正出现断链风险。发达经济体已经习惯了用技术和资本换取廉价劳动力和商品,然而在经历世界经济一体化后,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长期改革开放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不断融合,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而比较优势正是发达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如今,中国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和资本优势,已经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

当今中国最大的风险在“精英阶层”

但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主导国际局势的局面仍未改变。二战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继而出现美苏争霸,但随着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中国虽然通过改革开放后争取了4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文化、经济都进入转型期,而长期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也出现一些矛盾。

尽管如此,这些因素的叠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有利的天平仍正向中国倾斜。主要基于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者早说过,资本主义越发达,其寄生性质越明显,目前靠技术和资本支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力越来越贵,中低端产业早已转移到其他经济体。二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实行技术封锁,他们缺少技术和资金优势,只能占据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目前这一阵地已被中国为主的国家占领。三是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当前的生态条件已经严重限制高耗能和低端产业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了。而且在短期内,世界上很难出现像中国这样体量庞大、人口众多、基础设施相对先进的国家,来填补低端产品市场,以满足西方发达社会的需要。

此外,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中低端产品出口大国,还是一个消费大国,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丰硕成果后,巨大的经济优势,让中国距离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近,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落差,又使得中国在引领世界发展中,能力稍显不足。

世界变局中,根本矛盾在于利益、文化,乃至价值观的对立量。从国家制度来讲,美西方国家建国早,他们的制度相对完善。我们的新中国才成立70多年,在之后的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又相对滞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不平衡会不会让中国像德国、日本一样,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阻挡”或者“扼杀”?或者会不会像前苏联一样,被西方价值观渗透后解体?

当今中国最大的风险在“精英阶层”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种担忧在所难免,而且中国的的确确存在这样一种论调,让国人悲观,也给西方社会带来各种趁机诋毁、介入中国或者扶持某些敌对势力的借口,但事实是我们有特殊的优势,不会重蹈覆辙,但也不可能速胜,跨越阶段超越发展。这也决定了百年变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会持续几十年。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一是文化优势,也是社会优势。我国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制度优势,而是文化优势,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制度以外,又形成了防止社会裂变的第二道防线,它就是社会道德标准。在所有的“文明社会”中,唯有中国是社会道德优先制度,并且发挥着比制度更大作用的国家,这也形成了我国社会“德治”和“法治”的双重保险。它让中国社会历经千年,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

第二是经济优势,也是市场优势。现在的中国,经济优势在于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有健全的产业体系,不仅能实现产品、技术的内循环,还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这种优势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种优势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资金带来的比较优势。它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发展优势,这也让西方社会担忧,一旦它们失去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将碾压世界所有发达经济体。

当然,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优势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优势很明显,但同时,也给我国社会带来一个明显劣势,它让我国社会很难短时间内超越西方,因为百年变局非一时之举,它的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我国只有不断自我革命,才能实现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

那么我们的劣势在哪里呢?由于我国政治改革相对落后于经济改革,加之文化中的“德治”和传统价值观影响,我国社会整体相对保守,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更害怕一着不慎,失去这种成果。当前我国社会已经经历了经济活力的极大释放,渐渐地又因政治改革落后,让曾经带来巨大发展的活力正在消失,这种现象已让我国的技术创新出现新瓶颈。熟悉中国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我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即使是现在,儒家的“德治”观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的“层级”思想,很容易出现阶层固化,使得底层社会难以突破。

当今中国最大的风险在“精英阶层”

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以打破阶层固化为开始的,比如土地承包,让农民拥有土地自主经营权。然而在公有制框架内,农民在社会中享有的政治权利太微弱,比起那些参与国家治理和工业生产的人,农民要想突破阶层很难。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的放开,一度让农民释放了空前的活力,解决了困扰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国企改革再次打破阶层固化,让一大批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在给社会带来阵痛的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全社会再次焕发新活力,社会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出身底层的富裕阶层。

虽然农民、工人这些底层社会群体的活力被释放,给社会经济水平带来两次大的飞跃,但目前居于体制内的“官僚阶层”固化也很明显,打破这个阶层固化,需要一次彻底的政治制度改革。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形态产生以后,最困难的就是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精英们“挥刀自刑”,不论哪个时代,只要精英们敢于向“自我开刀”,这个社会就会空前繁荣。相反的,如果精英们执意罔顾底层所求,造成社会彻底割裂,社会也会发生变革,历史的警钟今天依然如此。或许这就是中国需要化解的最大风险!

来源:思想者札记

本文初摘录于:2023-11-07,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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