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受病痛折磨的林彪
编者按：“彪”是小老虎的意思，林育蓉改名林彪后，打小就孱弱的身体在军校打磨的结实起来，然而在穿上了缴获来的日式军大衣后，命运给他开了个大玩笑。编者曾不止一次在想，如果林彪身体强壮，那么九一三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据抗战期间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对其他到访的同志从不搞迎来送往，唯独对林彪是例外。当林彪从苏联治伤回来时，毛泽东早早等候在外面，一见面便拉着手走进窑洞。
从失眠到头痛
从1927年初参加北伐到抗战爆发，30岁的林彪患上了失眠的毛病，并且这个病伴随他一生。在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时，因为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到了极点，失眠症加重，没有办法，还不到30岁的林彪就戴上健脑器。
图源于中国博物馆协会
抗战胜利后，中央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因为东北不是革命根据地，局面复杂多变，林彪的失眠症更加厉害了。他难受的不行了，就自己看医书，按书上的说法自己配药吃。据说，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后，半夜里发癔症，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几个警卫员拖都拖不回来。
解放战争时，林彪挥师南下，部队到达湖北老家时，刚好赶上桃子成熟的季节，据说正患病的林彪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后，又得上了拉肚子的毛病。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几乎就不碰了。
因为长期失眠，后来林彪的病又发展到头痛，而且头痛越来越厉害，有时痛得直晃头，没有办法时，他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特别是1949年后，他被这个病折磨得彻夜难眠，后来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司机楚成瑞认真思考发现，当年打仗时，林彪坐在车上，车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或者在田野里上下颠簸，颠簸完后，林彪反而睡得安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找一辆车，用车颠林彪睡觉，而且专找坑坑洼洼的路面，车在上面跑时，就跟摇煤球似的。试验了一次，林彪很满意，认为找到了当年打仗时的忙碌感觉，果真解决了睡眠问题。以后，每天睡觉几乎都要用车颠一趟。
一个刚刚派到林彪身边的警卫员，到林彪家第一眼看到的是停放在院中的一辆摩托车。警卫员还以为是特殊的战利品。直到一天，林彪又犯病了，按照林彪妻子叶群的吩咐，这位警卫员扶着林彪坐上摩托，以最快的速度发动机器。这时，坐在摩托车后的林彪用痛苦的呻吟声说：“再猛些，再开快些，再快……”摩托车产生了猛烈地颠簸，十几分钟后，林彪的脸颊有了血色，最终恢复了常态。
后来，有一段时间，林彪到杭州去疗养。期间，他向工作人员提出“颠车”的想法，这就给工作人员出了难题了。因为找不到卡车，就是找到卡车，但在杭州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最后用电动机、齿轮、皮带等做成了一个震动的床，结果，林彪过来只震了一次，就再也不来了。他认为这种震法与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不能缓解头痛症。
吸毒缓解枪伤之痛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后，林彪的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取得了大量的补给，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日本黄呢子军大衣，师长林彪也不例外。
1938年3月，林彪身着日式军大衣骑着白马，遇到了阎锡山部队的流动哨。一声枪响之后，林彪从马上摔倒在地，一粒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又从后背出来，重伤了林彪的脊神经。
林彪受伤后，中央很多领导都来表示慰问，连蒋介石都发来了慰问电。回延安养伤，毛泽东骑马三十里亲自看望他，并一再叮嘱他好好养病。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极差，医院设在几口窖洞内，药品大多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艰难采购运来的。林彪在延安的医院里，晚上大小便失禁，痛得不能入睡，除了鸦片止痛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别说那个时候即便现在的病人，痛的没办法了也是只能打杜冷丁。为了止痛林彪吸了不少鸦片，慢慢上瘾了，后来林彪不得不到苏联去治疗。
这里辟个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有不少文章说，毛泽东本来打算让林彪或粟裕挂帅，但二人为了避战均以病痛为由拒绝，这是错误的说法，事实是二人的病痛已经支撑不了一场大的战争了。要知道，粟裕在解放战争后期，是躺在担架上指挥的，而林彪的身体能把解放战争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不能再要求更高了。一场战役对于指挥员的身体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枪炮一响就是几天几夜不合眼，当时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除了林、粟，就只剩下彭总了，还好彭总身体一向结实，那么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资历又深身体又还可以的彭总就成了志司司令员的不二人选了。
怕风、怕水、怕光、怕冷
林彪在苏联治疗期间，由于用药不当，致使后来得了怕风、怕水、怕光、怕冷、高度神经衰弱的“怪”病，性情也变了。
据派到林彪身边工作的一个警卫员写文章披露：他第一次见到林彪时，身材瘦弱，一脸病容。当时的林彪才40岁左右，但因为用脑过度，已经秃顶了。
据林彪的一位司机回忆，林彪的鼻子对一些气味比较过敏，有一段时间，林彪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因为屋子太大，里面就用木料做隔墙，分成几个小单元。做隔墙的木料是樟木的，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最后，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但房子就变大了许多，屋子里就显得冷了很多，但又不能烧火炉，因为煤的气味更大，就只好安了一个电热棍。
因为怕光，所以在他的房间里就得挂三层窗帘，以防止光线闯进来。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进林彪的房间都要打手电筒。为了防止手电筒的光线伤害了林彪，工作人员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林彪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台灯，灯上面还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平时也不能开灯。
由于怕风，林彪妻子叶群要求工作人员离他远一点，以防带进风来，还要求工作人员走路不能太快、太急。当时正在上小学的林豆豆只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父亲表演学的舞蹈。
由于怕水，他几乎不洗澡，连手都不洗，时间长了手上就长着厚厚的皲皮，工作人员就给他慢慢搓掉。他甚至听到流水的声响，就浑身发抖。
他还怕冷、怕热，晚上睡觉时，工作人员要给他换三次被子：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成毛巾被；凌晨五六点时，又要换成毛毯。换的时候为了防止他冻着．就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他每晚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21点左右一次，凌晨1点左右一次，都是在床上。
因为房间里常年不进阳光不通风，被褥很容易返潮发霉。工作人员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到后来又增加到三套，如果遇上阴天，就把被褥放在炉子上烤一下。
其他一些琐事
延安时期，他的妻子叶群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叶群就让林彪弄点奶粉来喂孩子。林彪回答说：“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气得叶群说他“呆”，还挖苦说：“比你官小的都能弄到，为什么你不能？”林彪只答：“人和人不一样。”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林彪应邀参加了那次舞会。舞会上，一个苏联女人嫌林彪个子矮小，一脸病容，拒绝了林彪的邀请，弄得林彪颇为狼狈。总领事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但之后林彪就再也没路过舞了，即便是进京后中央领导办舞会他也没有参加过。
整个20世纪50年代，林彪除了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一段短暂时间，其余都是在病休之中度过的。
林彪的唯二爱好就是看书和开方子，他看的书除了军事和古典文学方面还有就是医学书籍，尤其是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边学边用，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有一次，他病得不行了，就让秘书去买点砒霜来，他要用砒霜来以毒攻毒，为此他险些送命。毛主席得知后，批示不许再乱开方子，他就再也没吃过自己开的药了，后来就只剩下看书了，家里中堂挂了一副“克已复礼”的条幅，后来就成了批林批孔的罪证之一。
闲话一句，九一三当晚也是吃了安眠药后，在神智尚未清醒的状态下，被两个林办警卫员架着坐上车走的。至于后来的事，不是打下来的也不是油不够。只能感慨一句，如果林总身体强壮，有精神能够管住老婆孩子，那就不至于发生九一三，可惜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编者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心无挂碍。
注释
解放战争时期，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在抚顺召开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饭时，林彪讲了一个笑话。笑话的内容是一个苏联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对话。苏联人：“喝酒吗？”中国人：“不。”苏联人：“抽烟吗？”中国人：“不。”苏联人：“嫖女人吗？”中国人：“不。”苏联人：“那活着有什么意思。”林彪讲的笑话并没使在场的人发笑，但这是林彪一生讲的唯一的一个笑话。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内勤陈占照就没见他洗过澡，连脸也不洗，外出有场合时顶多用热毛巾抹一把。一次，林彪提出要洗脚，陈占照只给他洗了一只，另一只他就坚决不洗了，说是怕出汗。“九一三”事件后，陈占照写的材料中说到这一点，连周恩来都不相信，说每次见到林彪看他都脸白白的，怎么会不洗脸、不洗澡呢?为此，纪登奎专门找陈占照核实，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听后沉默不语。
"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之时，正值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离开“林办”时，恰好在震惊中央的“9·13”事件之前，也就是说他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是“林办”鲜为人知的内幕的知情人之一。
林晓霖为林彪与前妻张梅在苏联生的女儿，林彪回国后母女暂留苏联，林晓霖从小就是在苏联保育院中长大的，1950年林晓霖九岁，孤身来到了父亲林彪和后妈叶群的家里。因为展示了一张与母亲的合照给林彪，为叶群所不容，后被打发到戈壁滩。
“文化大革命”从我进入“林办”的那时起，才真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万万，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晓霖的不是别人，正是后妈叶群（有后妈就有后大——编者说的）。
我到“林办”不几天，就遇上了这件令人感到心寒的事。
文革期间，林晓霖在哈军工上学时，作为保守派组织的一员，她曾在一场大辩论中演讲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演讲中，林晓霖讲了很多道理，还用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经典语句。
没想到演讲刚结束，她就被人带走了，最后还被软禁在新疆的戈壁滩上。林晓霖的这次演讲影响很大，演讲稿在整个东北迅速传开。
“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秘书老赵谈起了林晓霖。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左派”，而林晓霖为骨干的“八·八战斗团”是典型的“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他们碍于林彪的女儿在那里，就把这一心病告诉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拢的叶群。
叶群并非林晓霖的生母，与晓霖的关系向来不好。林彪重返军界声望日益显赫之后，叶群不仅因血缘关系对这个非亲生女儿态度冷淡，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以读书为由，叶群经常把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晓霖太不像话！”叶群对我们抱怨：“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没过多久，由叶群口授，赵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一份所谓的《林彪声明》。《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很快，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林晓霖的“八·八战斗团”也由此被迅速瓦解。
“晓霖还是不服，越发不像话了！”叶群对在大会堂值班的几个秘书说。
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国防科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吴法宪派的飞机，又赴哈尔滨。奉令而行的特使对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无济于事。
1966年8月25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林办”秘书值班室内，又多了一位工作人员，他是刚从医院回来的李文普———叶群称他为“李秘书”，林彪称他为“李副官”，秘书们称他为“大老李”（以区别于当秘书的李春生和林彪的内勤小李）。
“杨代总长来了，要见首长。”在西大厅门口值班的韩庆余进来通知李文普。老李赶紧起身迎了出去。不管谁来见林彪，总得提前打个招呼。杨成武不约而来，可能是因事情紧急，也可能是因他是林彪的老部下。李文普让杨成武在西大厅稍候，他需要先去浙江厅报告林彪和正在这里的叶群。
杨成武从秘书值班室门前走过，我注意到在他身后还有他的夫人和小女儿。杨夫人的名字叫赵志珍，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白纸卷。我后来知道，就是这张大字报惹来了一系列是非。大字报的标题叫《炮轰杨成武》。
杨成武走后，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满脸狐疑地对几个秘书说：“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打杨成武代总长，这件事真稀奇！杨代总长是主席和首长都信任的总参负责人，王尚荣（作战部长）、雷英夫（副部长）能有多么大的胆子？！我看准是有黑后台。你们看呢？”
秘书们谁也没敢搭腔，因为这里是非太大。叶群走后，老赵对我说：“看来要抓黑后台了。对这种事，我们当秘书的千万不能多嘴。不管主任说什么，我们宁可装作听不懂，也不能参加议论。”
1967年1月下旬以来，有关军队不稳定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来自南京军区的报告说：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少数军队院校的学生在军区机关乱揪乱斗，军区有8个领导人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情绪很不好，经常喝酒，声言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来自沈阳军区的报告说：军区机关被红卫兵闹得无法工作。副司令唐子安被揪去游街，还在肉体上受到严重迫害，而军区因得不到军委明确指示，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
一向处变不惊的林彪，此刻如坐针毡。一天下午，林彪让秘书打电话，把叶帅、聂帅、徐帅和杨成武代总长请到毛家湾，商量对策。他们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应当以稳定军队为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林彪打铃叫秘书。正在值班的郭秘书上去后，林彪口述一句，他记下一句。林彪一共口授九条，让郭连凯抄好后交给叶帅，准备拿到钓鱼台当晚即将举行的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上讨论定稿，然后再请主席批示。这个“九条”的主要精神是：为了搞好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连”，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
当晚，钓鱼台举行有“文武”双方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军委命令草案。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这次躲开了。她料到会议上将有一场激烈的交锋，“九条”的后台是林彪。但它显然不合钓鱼台的胃口。叶群如果到场，一旦发生争论，她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值班。叶帅来电话，将当夜讨论的情况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主要讲九条只通过了七条。
林彪用过早餐半小时后，我去向他报告叶帅来电的内容。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问：“通过的七条，退回来没有？”我说还没有。林彪交代：如果稿子退回来，要及时向他报告，一刻也不能压。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清样。这就是头夜钓鱼台讨论通过的那个“七条”。林彪午休起床后，我及时向他作了报告。随后，林彪就叫车去了中南海。林彪面见主席后，回来对我说：“主席已同意这七条，另又亲笔加上一条———加强对干部女子的教育。”
......
事实上，那个所谓的断绝关系的声明是叶群搞出来的，林总并不知情（信息渠道一直被叶群所控制）。作为林彪女儿，林晓霖没有享受到家庭带来的便利，反而风雨淋头。林彪死后，林晓霖的处境才好一些——调去国防科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一家子人开始了平平淡淡的生活。
注释
林晓霖在60多岁时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问道：“您内心里有怪过父亲吗？”
她满脸愁容地说：“我60多岁了，还经常做梦梦到父亲，从我个人情感来说，这份父女情是怎么也抹不掉的，无论他在外边做了什么事情，在我看来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这份血液里的亲情是永远存在的。”
“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他因为工作很忙，后妈又总是排挤我，所以在这个家中没有我的位置，我始终记得人在屋檐下的感受。但是给我亲情、给我父爱的，也就只有我爸了，我会一直记得九岁时见到他时的喜悦。”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林家服务员)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