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这篇文章由高校退休教师马岭老师提供，非常感谢马老师对本公众号的关注和支持，特此感谢！过去我们看到的文革多发生在城市中，上层的政治斗争，机关院校的参与，城市平民的卷入，狂热冲动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老干部，遭迫害的专家权威，受冲击的工人、教师，……但农村的文革是什么情形，是怎么发动起来、又是怎么运行和收场的，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马岭老师通过对贾平凹的《古炉》研读，带我们一窥“文革”在农村的群体景象。
01 古炉村的内在矛盾
不论是社会的哪个层次，都有矛盾，区别在于形式和程度。城市的矛盾虽也包括个人恩怨，但往往发生在单位里的上下级或同事之间，带有一定的城市文化色彩，比较容易将其意识形态化，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而农村的矛盾往往是一些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家族之间的是是非非，更琐碎，更粗俗；文革中城里的武斗可能动枪动炮，农村的武斗大多还是耍刀弄棒，更野蛮、更荒诞；农村文革的进度、形式往往追随着城里文革的进度和形式，节奏上慢一拍，就像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是从城市开始、再扩展到农村一样。
和城里相似的是，农村中典型的造反派人物往往也是当时极有个性又受到压制的人，古炉村最早响应文革的是霸槽，他至始至终都是古炉村的造反派头头。其特点，一是家庭出身好，出身地主的守灯虽然也有本事，有文化，脑瓜子也灵，也对自身处境不满，但长期被管制，不可能带头造反；二是个性强，见过世面（常去镇里，到过县城、省城），心高气傲，自命不凡，放浪不羁，他甚至盼望苏修打进来，使他有机会在战场上施展才干，“俯卧得太久了遇到机会就要高飞”，同时有组织能力，讲义气，出手大方，敢想敢干；三是与村干部矛盾突出，他的种种“出格”举动（如私下组织黑市交易、钉鞋不交提成款）自然引起村干部不满，其“无赖”行为（如故意摔碎酒瓶扎破过往车胎以招徕修车生意、把队长女儿肚子搞大还满不在乎）难免引起村民非议，但他仗着出身好，能说会道，不服管束，是村里极少数敢和支书顶牛、惹众怒而无所谓的人。文革一来他立刻热血沸腾地投身其中，在镇上参加庆祝最新指示的盛大集会时，激动的“疯了”一样，直言不讳地说“就喜欢运动”；他对串联路过村里的外地学生特别热情，对他们讲述的外面世界羡慕不已；他率先在村里破四旧，打砸烧，贴大字报，刷标语，散传单，发像章，念语录，敲锣打鼓游行，开批斗大会；他在运动中兴奋而忙碌，精力旺盛，几天几夜不睡觉；他瞧不起支书这种芝麻官，一心想进入“镇革委会”那样的权力中心，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他无疑是村里的“能人”，如果遇到改革开放，他或许是当地最早的万元户，也可能是古炉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但他遇到的是文革，是让他一飞冲天又迅速坠入深渊的文革。
文革前的村干部并非都是好干部，干群矛盾在农村原本就存在。如支书属于村里的“上等人”，在一贫如洗的古炉村，他却“吃水烟很讲究”，20年如一日地早上喝精心熬制的陈年花茶，一些村民为巴结他送的点心多到在院子里铺席晾晒；队里的牛被杀后他和几个亲信先吃先分，他耍手腕卖掉公房“就是准备自己买了给儿子结婚用”；他大权在握，谁当队长完全由他这个支书说了算；土改时地主分子和伪军属的帽子都是公社张书记和他这个支书为了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敌人而硬栽上的，他把前来求情的地主老婆睡了，之后照样批斗地主；他用村里公款给公社张书记送了5架子车瓷货，每次张书记到村里都好吃好喝地招待；并经常得到上级的表彰和支持（公社和县里曾给古炉村及支书个人颁过5个奖），……村民们巴结他，也基本认可他，文革开始时“村里乱成一锅粥”，许多村民都指望他出来管一管，制止霸槽那些“土匪”行为，但他看到公社张书记“从前老虎豹子一样的人”被拉到村里公开批斗，胆战心惊，尽管他审时度势，静观其变，在家养病，但还是没有逃脱游斗、吊打、劳动改造（放牛）、关押的命运。
除干群矛盾外，农村中的族姓矛盾也根深蒂固，古炉村主要有朱姓和夜姓以及其他一些杂姓，村干部大多为朱姓，后来造反的基本是夜姓。文革前由于村支书“强调团结”、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因而尚能维持基本平衡，但文革中夜姓的霸槽带头造反，破四旧时主要砸朱姓人家的房屋等行为，使矛盾迅速激化，“两姓成了对头”，后来形成势不两立的榔头队和红大刀队，一场血战后“红大刀队被完全摧毁”，其头头灶火外逃，后带炸药潜回村里报复，被抓后榔头队将炸药包捆在他身上，炸得血肉横飞，“什么也没留下”，……村民们胆战心惊：“这造啥孽了，还有让人这么死的！”
二、外来的红卫兵
古炉村本是一个偏远、封闭的村落，邻里乡亲虽有一些恩恩怨怨，干部群众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但如果没有上层的刻意号召，没有来自外面的红卫兵煽风点火，它本可以继续维持着过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也烧到了这里，把古炉村搅得天翻地覆，其中响应红司令起来造反的红卫兵起了重要作用。
黄生生是这种外力的典型代表，他是县立中学的毕业班学生，响当当的红卫兵。他单枪匹马来到古炉村，自喻为星星之火，要点燃古炉村的干柴，他向村支书自我介绍就是来煽风点火的：“文化大革命在别的地方已经如火如荼，古炉村却还是一个死角，我就是来消灭这个死角的！”他是县里造反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指挥部”的简称）“派到洛镇的联络员”，“相当于县上的干部下乡到咱们村里来”，是“古炉村破四旧的总指挥”，后又“代表文化大革命来古炉村串联”。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天下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口号滚瓜烂熟，语录张口就来，动辄将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他意气风发，雄心勃勃，整夜分析革命形势，为古炉村的运动指明方向，霸槽对他五体投地，没有了黄生生“霸槽就没了依托没了靠山”。他曾去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高度关注首都的动向和各地形势的发展，及时把城里的运动形式搬到古炉村，和霸槽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造反行动。他为自己能率领群众推进一场伟大革命而热血沸腾，但在村民眼里他不过是来路不明的陌生人（没有介绍信，仅凭一张嘴混吃混喝），他的那些“瞎搅合”把村里“祸害”得不像样子，“狗日的啥都敢做”，被村民咒骂为“恶魔”，最后死于非命，是红卫兵作为政治斗争殉葬品的象征。
另一个外力是镇上“联指”的马部长（原是洛镇的女老师），她身穿军大衣，会打枪，敢拨弄尸体，不论是指挥武斗，审讯俘虏，还是借钱运粮，组织开会部署行动，她都能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她比霸槽见过世面，曾给霸槽做了中山装以便革委会成立时穿，“霸槽那么张狂的却被马部长那样训着”：“瞧你这志气，你将来就还在这鬼地方呀？洛镇你不能去，县上你不能去，省上你不能去？”霸槽在她面前竟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黄生生是霸槽的政治启蒙老师，马部长是霸槽的革命恋人，他们与霸槽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合力发威，使古炉村的文革不仅闹腾起来，而且愈演愈烈。
三、外因？内因？机制与文化
文革之所以能在古炉村发动并持续，显然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上层的号召，没有红卫兵的介入，没有大环境的支持，霸槽再有能耐也掀不起大浪，他“不是村干部，不是村里老者，也不是积极分子，就是搞运动也轮不到他出头”，他虽是古炉村榔头队的发起人，但榔头队不过是镇“联指”的分支，他在村里能越闹越大，越闹越凶，与县里（乃至省里、全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依葫芦画瓢，把城里的造反行动复制到村里而已。
古炉村并非世外桃源，文革前已经历过多次运动洗礼，村民们早已习惯了种种专政措施，村干部对运动的脉络也驾轻就熟。“古炉村十多年里，有谁不批人？有谁没被批过？”不仅地主是被批的常户，即使中农当年入社不积极也被批，还有社员因吃烟引起火灾被批，有妇女因大跃进时不愿砍家里的树去炼钢被批，有人在学大寨时说牢骚话被批，就连支书和队长“四清”时“也让工作组的人审查过来审查过去”。充分利用人们之间的各种矛盾，扩大恩怨，加剧仇恨，使之互相揭发批判，甚至互殴互斗，是中国特色政治运动的惯用伎俩，在城市如此，在农村也基本如此。但文革显然是变本加厉了，“批斗会”更频繁、更残酷，各种秩序被完全打乱。尤其是“大乱”后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大治”，过去卖瓷货的钱款交支书时还打个收条，后交给霸槽时连收条也不给；支书至少还能维持村里的基本秩序，还指挥着抓生产，派农活，记工分，而霸槽只会砸山门、砸石狮子、砸村民家的屋脊，把村里搅得鸡犬不宁；支书是有一些以权谋私的污点，但霸槽的所作所为却更伤天害理，……以霸槽劣迹斑斑的过往看，他若掌权很可能也会欺男霸女，多吃多占，打击报复比支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旧制度有丑陋，有致命伤，确实需要改进，但不能以更野蛮、更落后的方式取而代之——即使它打着最革命的旗号。
这场运动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如古炉村村民人性中固有的阴暗、愚昧、狭隘、残忍，而更突出的可能是盲从。村民们在批斗会上对自己根本不明其意的口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开始没反应，后来也就跟着喊；有人带头朝张书记脸上唾唾沫，后面的人也就一一学着朝他吐口水；村民们觉得霸槽有来头，也就跟着他喊“打倒打倒”。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对伟大导师深信不疑，那些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两派群众，批斗的和被批斗的，打人的和被打的，都无限忠于最高领袖。黄生生胸前别了3枚毛主席像章，一肚子革命词汇；霸槽狂得连神都不怕，“只认毛主席”；镇中学因推选5名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检阅而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村民们把红宝书放在祖宗牌位前当神来敬；“灶火”身背炸药包临终前仍高呼“毛主席万岁！”即便是麻子黑那样的杀人犯，越狱后回到村里疯狂报复时，不仅别着领袖像章，而且别在肉身上；村支书对文革一百个不理解，也在家中给毛主席烧香：“毛主席毛主席，您要搞文化大革命，咋不早早给下边支部的人说呀！霸槽是啥号货么，他就能搞了革命？” “我给你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我现在咋不知道咋当呀？怎么张书记都游斗了？这是咋回事呀？”这不仅是一名村支书的困惑，也是上至中央下至县乡各级干部的共同迷惘；……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深厚土壤从中可见一斑。
许多村民对榔头队和红大刀队的打打杀杀都看不下去，无法理解那些作孽行为，“古炉村成了啥么，监狱么！”“这是啥世道么，一个村里人你打我，我打你，总要把一村人都打死完了不成？！”但解放军出来收拾局面时，村民们却变得言谈谨慎，只是传播消息：“县联指和榔头队完了，是解放军来打的，解放军都带着枪，把县联指和榔头队的人包围在了麦场上，马部长和霸槽就被捉住了。”马部长和霸槽等人最后被五花大绑，由贴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幅标语的卡车压到公判大会，宣判死刑后立即当众执行。这对村民们无疑有极大的震慑作用，他们哪见过这场面，这阵势，这来头，不免心惊肉跳：“死了这么多人”，“古炉村完了！”没了榔头队也没了红大刀队，能人都死光了，……不过支书还活着，估计他很快会官复原职，继续领导村里工作。
唯一不盲从、始终有自己判断和信仰的是“善人”。这也是一个外人，他本是镇上广仁寺的和尚，被强制还俗后分配到古炉村，经常以看病的形式劝人行善。他的“说病”更像是讲经，循循善诱，滔滔不绝，口才比黄生生不差（但内容和形式都南辕北辙）。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中他都经常被批斗或陪斗，许多村民对他的劝导无动于衷，有的还不胜其烦；过去的村干部和新当权的造反派都判定他宣扬迷信，“整天神神鬼鬼地说些封建话”。而他一直在尽力阻止恶人做恶事，坚持不懈地行善、救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今天不能不担心，如果再有相似的外力介入，同样的社会悲剧是否还会重演？
注释
与发生在城镇中的文化革命相比，农村中的文革只是一种附属运动。在华阳桥村，陆关通再一次被调查，这一次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组成的“红卫兵”。他的房屋被搜查，好家具被没收，猪被卖掉，前门也被卸走。他自己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颈挎黑牌，在寒风中游街三个小时。他又被连日审讯，要他再次承认那些罪行。最终，他入狱四年。甚至在他被释放后，他还和那另一个“阶级敌人”高永年被“监督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下工，甚至在别人休息时还要劳动，而且只能得到9个工分，而不是别人的10个。未经生产队领导的批准，他不能外出。这一惩罚持续到79年，直到错误强加给他的阶级标签被彻底平反（Huang，1990:276-8）。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