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语焉不详。有记载说，当初林彪批朱德是“黑司令”时，毛泽东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在1966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人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黄袍加身”...本文出自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略删减。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几位领导人也受到了批评，朱老总也被点名，有人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
“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等谣言。
这年8月，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人的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兴起。
朱德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没过多久，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草草收了场。
那么，朱德又是怎样遭受批斗呢？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
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爷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爷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爷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夫人在回忆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据知情人士透露，那次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
......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爷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爷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并煽动说:“目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在社会上打响了，我们‘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个大的！”
“我们搞谁呢？”有人问。
“朱德！他是混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军阀……”
......
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爷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爷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
注释
在戚本禹回忆录（2016）中，戚本禹这么写道：1986年我出狱的时候，那时总司令早已经去世，康克清还健在。我给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误。虽然我们撤销了批判总司令的大会，但我们还是有错。我一直没有给你作检査，是因为当时给你检査的话，好像我在寻求什么“宽大”，不是真心。现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监狱，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认。但在反对朱总司令这件事情上，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现在向你作检讨。康克清的女儿后来在她写的《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中写了：戚本禹后来给我妈妈写过检讨，认为他错了，态度很诚恳，等等。
来源：半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