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统战部、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首先向中央统战部发难，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并将统战部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为他们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摧残统战部门制造借口。随后，广大统战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被揪斗，后被关押，1972年在狱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统战干部有的被关押、劳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机构也被戴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被诬蔑为“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在“人大、政协不要了”、“政治岂能协商”的压力下，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从1966年8月起被迫暂停办公。各地政协组织也普遍受到冲击，事实上也停止了活动。1968年8月，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政治情况的报告》，把159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2、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72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25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分别贴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民主党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多数都遭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揪斗和查抄的占36．5％。

3、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样予以打倒，许多人的存款被没收，高薪被扣减，私人房屋被占用。一些在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被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受到歧视。据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员中，被查抄的有236人，占95％。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这种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知识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教科文卫界大量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文艺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不但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也打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置于受歧视、受压制、被改造的地位。

4、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践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残酷打击和迫害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的“"新内人党”一案，就使30万名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他们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论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五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全国仅有的十所宗教学院被关闭。

此外，党的侨务政策、起义投诚等政策也遭到破坏，许多海外华侨和起义投诚人员，被强加“里通外国”、“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

1973年8月3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和维护下，统一战线没有被取消，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有关统一战线组织都得以保留，在“文革”后期得到了部分恢复。

毛泽东、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

“文革”时期，毛泽东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毛泽东在是否取消民主党派、取消政协、取消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清醒认识，维护和保存了中国统一战线的根基。

1966年8月底，周恩来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并指示：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可以先停止办公和活动，但绝不能宣布解散，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力。

1966年国庆前夕，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出指示：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外事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

1969年5月4日，周恩来在给有关单位和部门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提出，要对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这封信对保护各民主党派领导机构成员起了重要作用。

1970年2月，周恩来再次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之后，他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

1970年11月1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迁入全国工商联大楼，开始联合办公，并组织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委员进行学习。

1971年9月6日，周恩来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统一战线其实最广泛，党与非党，党外帮助整党，不是没有话可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三结合一强调，气势就大了。剥削阶级只能占少数。党与非党是大的统一战线。

统战部门坚持开展工作

1966年8月23日，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宽舒他们的紧张情绪，提出应对策略并给予帮助。9月21日，中央统战部就“文革”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应对意见，努力降低统一战线成员受冲击的范围和程度。27日，中央统战部制发文件，就党外人士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处理措施。

1966年9月，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中南、西南、西北及河北调查“文革”冲击宗教的情况，在调查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对一些重要寺观教堂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1970年7月，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对人大、政协机关所属统战对象在“文革”初期被查抄财物的情况做了调查，并提出了《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1971年2月，该意见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当年即对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被查抄的财物集中进行了清理、退还。

“文革”后期党的统战政策的部分落实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和落实党的统战、民族等政策的工作。1972年11月，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对统战人士，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他们，而且要在政治上给予照顾，让他们看到文件，遇到国内外重大事情给他们通通气。中央统战部着手成立了临时业务班子，初步恢复了一些工作和活动。

1971年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再次提出，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不要急于取消。“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即指示有关部门，让下放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12月29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今称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由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的一系列文件，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是“文革”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

之后，经周恩来批准，向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了传达，各地也陆续进行传达和讨论。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统战系统军管组决定，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联合办公，撤销机关军代表，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下设联合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3月，党中央指示检查贯彻民族政策情况。8月，周恩来指示农林部（1979年2月辙销）派专人赴青海，调查了解青海省农牧业落后问题。经过一系列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一些错案得以纠正，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初步改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伊斯兰教协会开始部分恢复工作，“文革”初期受到破坏而关闭的一些寺庙经过维修逐步开放。

1972年7月20日，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分析了造成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的三方面原因。23日，周恩来写信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10月6日，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11月6日，周恩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视察，关切询问参事、馆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1973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中央统战部组织统战人士到外地和在北京参观学习，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及部分知名人士共128人报名参加。

1974年1月，周恩来派人到郭沫若家了解情况，提出保护措施。

1975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章乃器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并针对当时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说“老九不能走”。7月，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对文化教育各部门都有用处，并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1972年10月30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学习领导小组，正式恢复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学习活动。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见报的一次会议。

中央统战部业务组先后于1972年11月和1973年3月就纪念孙中山诞辰、忌辰的活动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批准先后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孙中山诞辰和忌辰举行的纪念活动，仍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分别出面举行纪念仪式。

四届人大重申党的统战政策

1973年10月中旬，叶剑英、邓颖超同在京的党外人士协商四届人大的代表名单问题。叶剑英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今后需要大家协助建设国家，经常提些意见，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叶剑英多次会见回国参观访问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向他们阐述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还多次叮嘱侨务工作者：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华侨感情！

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过程中，周恩来指示中央统战部派领导干部参加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推荐党外人士。据此，中央统战部在文化艺术界、工商界提出了一批名单。这些人的审查结论报周恩来审核，经毛泽东批准，终于从文化艺术界、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方面选出100多名代表，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数达到237名。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增添了希望。1975年10月1日，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