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尤其是动乱最为剧烈的前三年，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交通，经历了一场世界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为了维系最起码的铁路运输生产而不至于使国民经济全面瘫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费尽了心血，在艰难的处境中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承受也难以想象的抗争。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２１２．４万人，其中８月１２日一天就达１７．９万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短缺的铁路交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严重的超载使运输秩序混乱，交通工具遭到破坏，列车无法按正点运行。更为严重的是，大串连波及到铁路交通部门，一些铁路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致使铁路交通陷入混乱，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一些厂矿因必需的原材料得不到及时供应而停工停产。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他非常清楚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给全国铁路运输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是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１００亿斤，１９６５年达１２０亿斤。因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但是，另一方面，大串连是毛泽东支持的，林彪、江青一伙又在一旁推波助澜。显然，要阻止红卫兵的大串连是不可能的。周恩来某些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性的尝试频频受挫也已说明了这一点。
８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考虑到当时铁路交通运输的混乱，周恩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必须依法处理。８月３１日，周恩来阅定了通知稿，并批示：“提议照发”。但当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她提出：要中央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结果，这个文件就这样给压下了。
９月初，周恩来又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铁路交通等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这些单位的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他单位的红卫兵不要去这些单位内部串连”。《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９月３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并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但是，康生、戚本禹等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这一《意见》。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意见》又被压下了。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只好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至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无法收拾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１０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１５０万至１７０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反映：“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１５０万人很难安排。”周恩来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１０月下旬，周恩来指示起草了《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并适当控制人数；串连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秩序；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该通知经周恩来审定，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月３１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１１月１０日，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纵下，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强行卧轨拦车，致使上海车站的３５趟列车不能开出，近百趟列车被迫停靠在沿线各站，沪宁线中断运输达３１小时之久。周恩来得悉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决不能承认卧轨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这次运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们立即改正，斗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与王洪文进行政治勾结，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承认王洪文等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由此，开了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除学生外，大批产业工人也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进行全国大串连。
面对大串连对铁路交通运输的冲击，周恩来又一次采取措施。１１月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召开碰头会，讨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中央决定：从今年１１月２１日到明年春天，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１６日，周恩来将该通知送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周恩来的几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极为不满。在１２月４日至６日林彪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等肆无忌惮地指责贯彻周恩来意图的陶铸、余秋里、谷牧等是“以生产压革命”，林彪也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给“中央文革”撑腰，他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要让这个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铁路交通部门开展运动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已不起作用了，铁路系统混乱加剧。到１９６６年底，有１０００多万吨物资积压待运。
二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铁路职工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各铁路站段武斗、派仗迭起，全国许多铁路干线被迫停断，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很困难。
１月２日，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２０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他还要求成立一个铁路系统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把群众动员起来，维护交通畅通。
１月１０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武汉、广州等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当前铁路运输秩序同他们谈话，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把吕正操部长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这种做法对铁道部不利。他要求大家立即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去，并再次呼吁成立一个铁路系统的联络机构来抓革命促生产。
１月２７日，周恩来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批评“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并责令：“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能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２９日，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１４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２月１日，周恩来对铁道部“造反派”置业务工作不顾，纠缠于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厉批评，说：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你们这样做是玷污了具有“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声誉。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自己的脑子里夺权，夺“私”字权。
在１９６７年内，周恩来和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几乎天天都有，每次都强调不能中断铁路交通。仅就铁路系统的群众组织而言，从１月夺权至２月初，现留有文字记载的谈话就达７次之多。
３月１８日，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报告转到周恩来的手上。报告反映：局内纪律涣散，指挥不灵，调度员、板道员随便不上班，几十台机车开不出去；局内派别众多，一个局有２００多个组织，经常争论、打派仗，影响业务；有人强调打破框框，随意破坏规章制度，该拧闸的不拧闸，上月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碰撞。
周恩来认为，要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状况，非采取强有力的军管措施不可。他立即把这份报告送毛泽东。１９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拟出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３月２２日，周恩来和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一起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代表开会。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
然而，周恩来指示拟出的对铁路、交通、邮电实行军管的文件却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由于他们的有意干扰，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迟迟不能付诸实施。全国铁路交通势态继续恶化。
５月３１日，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给周恩来送来一份紧急报告，报告反映，因各地派别纠纷和武斗严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６９列……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情况，并建议：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不可再拖。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随后，周恩来紧急约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到国务院开会。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对策：（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１８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给掌管“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封信，通报了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具体对策。６月１日，由苏静任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入铁道部。６月５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常委碰头会，讨论了对铁道系统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
三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运输状况有所好转。然而，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护多久，就被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所破坏。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月，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事件。“中央文革”诬之为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急剧恶化，军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批武器装备被抢，“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更趋激烈。
在举国上下的“全面内战”之中，铁路、交通受害首当其冲。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车停在站台上用以构筑进行武斗的工事掩体；有的用火车设置路障，以切断交通，断绝对方兵援。全国重要铁路枢纽站段交通中断的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纠正一些具体错误。他在７月中旬到９月的南巡中，针对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号召“造反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错误这一契机，大批极左思潮，奋力平抑社会动乱。他一方面处处维护军管的权威，并采取更强有力的军管措施——派野战军护路；另一方面，不分昼夜地找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极力说服和促进铁路系统两派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交通畅通。
７月２４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都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８月５日，周恩来审阅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并送毛泽东批准。１０日，中央正式向全国发出这一命令。
８月２１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部群众代表时指出：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保证整个铁路畅通。铁路系统两派，不应该在工作期间争论，更不容许武斗、停车、破坏铁路和抢夺部队武器。他还要求铁道部、交通部的人要下到各铁路站段去劝说两派停止武斗，维护铁路交通。
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全体代表，说：眼前，除了斗私批修外，是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运输指标如再上不去，将会影响到明年的发展。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铁路工人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许可的。周恩来还要求铁路部门彻底切断与外界群众组织的联系，以减少地方派性斗争对铁路交通的影响。
１１月下旬，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郑州火车站因两派武斗，交通中断，滞留车皮３０００多节。周恩来得悉后，当即指示用飞机把郑州铁路局两派接到北京谈话，责令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运输畅通。
为解决郑州铁路问题，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初，周恩来连续找有关负责人和郑州铁路局两派代表谈话，说服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七个协议。受此影响，西安铁路局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协议。
为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拟定批语，向全国转发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批语指出：郑州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１２月５日，周恩来将郑州、西安两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书和中央批语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极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在周恩来的过问和安排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１８个铁路局和５２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负责人会议。会上，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至此，全国铁路系统基本实现了大联合。
四
从１９６７年冬到１９６８年初，全国铁路系统实现大联合，铁路交通局势相对地趋于和缓。同时，由于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整个社会动乱的局势也相对地和缓，但是，从１９６８年２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翻案风”运动，３月，他们合伙制造了一桩诬陷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杨、余、傅事件”，把反“右倾翻案风”推向高潮。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再度猖撅，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
１９６８年２月４日，周恩来接到一份铁道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反映》称：２月２日，津浦线上两列客车被造反派武装抢劫，乘警枪枝也被抢走。此外，该干线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数座公路、铁路桥被炸。
问题的严重性使周恩来感到已超出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的情况在柳州、郑州、昆明等地也有。周恩来当即派人将《反映》火速送毛泽东，并附上一短信。信中说：“像另纸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２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内部命令，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补充命令》指出：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２月６日命令办理。对极少数坏人和幕后操纵者，坚决逮捕法办。
然而，一些地方的“造反派”无视中央命令，继续走向反面。５、６、７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炸毁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对此，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共同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烧、杀行为的“造反派”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７月３日，针对广西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布告，限令柳州、南宁、桂林等地区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柳州铁路局的全线运输，严惩破坏铁路运输的不法分子。７月２４日，对武斗、破坏铁路交通严重的陕西一些地区重申了这一布告，对大搞打、砸、抢、烧、杀的“造反派”进行坚决打击。“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头头的谈话。毛泽东肯定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并对“造反派”头头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谈话后，周恩来建议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要点下发全国。此后，全国局势渐趋平缓，铁路、交通的秩序也日渐恢复正常。到１９６９年，铁路运输生产全面回升。１９６９年铁路运输货物５．１７９亿吨，比１９６８年增长２６．４％。
（本文作者 陈扬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