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来生平全纪录》，江明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正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全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至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嘘一口气了。到1965年底，全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1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国家建设成为1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1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8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8月16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好。”8月18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万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1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10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革”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大批的领导干部被当做“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态势，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1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和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上，都强调要好好学习这篇社论。在中科院辩论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的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所写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继续看着这种情况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几天后，一份由秘书整理的《要事汇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上面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是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告急。

周恩来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头会。会上，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的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种，“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与此同时，鉴于工矿企业也出现了混乱现象，周恩来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拟定了1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生产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当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外出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工矿企业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产任务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企事业单位，应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和农村之外，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周恩来对文件作了最后的审定后，连同反映农村、工矿生产的有关材料送毛泽东阅批。9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为了减少红卫兵大串连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放假闹革命，要求他们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

9月10日，周恩来对即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你们去工厂参观，不要妨碍工人的生产，不能硬闯入生产车间。农村，现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种季节，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工厂、农村、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学校里一样，放假闹革命。你们也不要像在学校里一样，强行冲进去，否则，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

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对那一部分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诫他们：上海是1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上海担负着很大一部分物资出口业务。还要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生产任务很重。希望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红卫军串连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他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那些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红卫兵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在背后指使攻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产了吗？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周恩来还对在场一些各部委负责人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起草1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看了《紧急指示》的草稿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10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紧急指示》。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单位，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而这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有感而发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还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操纵下，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车站的上海工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1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