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他与江青等人针锋相对，多次面对面斗争，甚至拍断过远端掌骨。
1966年国庆节，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纵”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告状，说军队与地方提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镇压群众等。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 的真正起草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他们公然提出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导致军队院校造反派外出串联，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负责干部。进入11月，聚集在北京的军校师生达10万人。叶剑英等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他们返回军校闹革命。
11月13日，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来京人员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陈毅、叶剑英等人在会上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人民军队的军人！”“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吗？”
11月29日，在第二次十万人大会上，叶剑英再次发表长篇讲话。叶剑英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强烈抵制。毛泽东要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了结此案”。12月31日，叶剑英在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违心地作了检讨，但江青等人仍不甘心，煽动军内造反派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定在1967年1月5日召开，大多数人收到的是“到会指导”的通知，而陈毅、叶剑英收到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周恩来接到叶剑英报告后，连续两个晚上接见军队院校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1月5日的会，我们不赞成”！周恩来的及时制止，保护了陈毅、叶剑英等老帅免遭批斗。
叶剑英认为，“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造反派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叶剑英质问：“现在空军指挥所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1月19日，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逼迫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当晚到十万人大会上“说清问题”。散会后，叶剑英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当晚，军内造反派抄了萧华的家。1月20日上午继续开会，江青坐在叶剑英左侧，幸灾乐祸地说：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大声回答：“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剑英愤怒至极，猛拍桌子，导致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在讨论军队是否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江青等人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毛泽东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
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以稳定军队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发。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你真勇敢！”
2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2月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会议决定让他们“请假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等人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 （后称“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
康生在群众大会上气势汹汹地摇晃着叶剑英修改的中央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指责它充满“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江青则在中央会议上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即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派人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散布恶毒攻击叶剑英“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江青还派人抄了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叶剑英的大量手稿、机密文件、信件等，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叶剑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停发中央文件，身边工作人员被遣散。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保姆被关进监狱。
4 月中旬，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叶剑英等人被迫检讨。之后全军文革小组改组，萧华被打倒，总政治部被“砸烂”……
1968年3月，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被诬为“杨余傅的黑后台”，处于被打倒或半打倒状态。江青等人仍不甘心，继续疯狂搜集所谓“黑材料”，要置叶剑英于死地，诬陷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毛泽东批示“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江青等人才被迫罢休。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的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春节期间，毛泽东找叶剑英等老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蹲点，做点调查研究。叶剑英被指派到新华印刷厂。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长沙，后又辗转到岳阳、湘潭、广州等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江青等人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大造舆论，处处为难作对。叶剑英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同江青等人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的稳定。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1月17日，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对基辛格讲错了话。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江青等人围攻周恩来、叶剑英，说他们“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甚至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要代替毛主席。之后江青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另一个，周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1月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后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江青一伙并不甘心失败，借口叶剑英没有在军队具体布置批林批孔，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1月25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将批林批孔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林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联系起来，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并影射攻击叶剑英在批林批孔中“走后门”。毛泽东得知后很不满意，指示大会讲话整理稿和录音不要下发。
1月30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对他的“帮助”。他提出把在空军34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孩子已表示听主席的话到农村中去。2月15日，毛泽东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又一次拯救了叶剑英，粉碎了江青等人妄图利用批林批孔拿叶剑英开刀的阴谋。
张春桥无奈地说：“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复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江青不得不给毛泽东写检讨信：“你的批评是及时的，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一些了，我确实是用一些小事干扰主席而不觉，我记起主席曾批过：‘小事，不理。’‘泰然处之。’‘观察一下形势。’‘总结经验。’等等。发起浑来，就忘了，总是得你大喝一声，我才醒来。”3月22日，毛泽东批示：“已阅”。
但实际上，江青等人仍然无事生非，在军队制造事端。他们煽动部分群众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指使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
叶剑英坚决予以抵制和反击。他要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坚定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江青十分不满，半夜把正在开军委办公会议的叶剑英、李德生等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抗议。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的一系列帮派活动。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围绕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与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到一起。王洪文听不进去，认为这是挑拨他和江青的关系。
10月18日，江青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后，批评说：“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2月23日至27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四次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四人帮”，要他们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毛泽东谈到批林批孔时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有人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表示29日晚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主席。
1975年1月4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
1月13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继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江青等人“组阁”破产。1月下旬，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贬低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并要王、唐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说：江青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叶剑英为军委常委会主持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交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质问江青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江青被迫检讨。
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围攻”，并说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毛泽东则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5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5月21日，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致信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5月27日、6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小平强调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邓小平说：“你们批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说邓小平对她搞“围攻”和“突然袭击”。
叶剑英则全力支持邓小平，指名批评江青等人：“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迫检讨。
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检讨，检查了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0多位军队负责人参加，议题是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虽然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会议决定的各项改革和整顿措施未能实现；但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在一些小组会上打招呼，点出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个人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中央军委是毛主席领导的，今后不论是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的，你们都有权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还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一条一条讲给他们听，要求高级干部听从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平时要注重策略，行事谨慎，少说话，不授人以柄。会后，叶剑英又留下各大军区负责人，同他们个别谈话。叶剑英在大会小会、会上会下、会前会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对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12月10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江青等人的眼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四人帮”在疯狂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矛头也指向叶剑英。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一号文件同时附上重要通知，借口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其实并未生病。他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每天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倍加赞赏。他还亲自乘车到天安门广场观看。
4月5日，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被江青等人镇压下去，全国爆发了更大的抗议活动。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泽东并要毛远新约几个人谈一下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的问题。同日中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又提议由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下午5点半，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稿，批示“照发”。
9月8日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握手告别。他与叶剑英握手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一些。后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联席会议上说：我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退回休息室，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
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9日，江青打电话，要华国锋召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却不要叶剑英参加。会上江青提出由毛远新清理毛泽东档案，华国锋没有同意，决定毛泽东档案由汪东兴封存。9月29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搅散了会议。会后江青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坚决顶住”。
叶剑英与聂荣臻等人交谈，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与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也谈过。叶剑英认为要结束江青等人的政治生命，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与华国锋、汪东兴磋商，决定在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开会形式隔离审查“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事情定下来后，叶剑英以加强战备为由，与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打招呼。他认为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一着不慎，可能满盘皆输。
国庆节后，叶剑英根据江青等人的动向，认为不能再等了，提议10月6日或7日“除四害”。10月6日晚，仅用一个小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就终结了“四人帮”的政治生命。
注释
北伐战争中，叶剑英因英勇善战，指挥有方，颇受蒋介石重视，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等职。后来因蒋介石背叛革命，一直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叶剑英一下被推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是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官发财，还是走一条充满艰辛的曙光之路？这位30岁出头的军官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了后者。正如50年后他所说的，“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
通电反蒋后，叶剑英来到武汉，被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请到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在此期间，叶剑英找到共产党员李世安，把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说了出来。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叶剑英入党的想法。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来源：半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