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字样，是在我老家的一面墙上。老家的屋里都是用报纸糊墙，报纸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黑白照片并列着。

夏天回到北京，上厕所时，院里的玩伴对我说：“天安门广场有打倒刘主席的标语。”几年后，也是他在厕所里告诉了我林副主席叛逃的消息。

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家里大人，大人厉声道：“不许瞎说！”可没多久就带我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一次。那里当时是“打倒刘邓火线指挥部”。我第一次看到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红卫兵，两个小辫子，正往地震棚那样的小屋顶上泼水。竹杆搭的屋顶蒙着一种天蓝的塑料布，她们在试漏不漏雨。中南海的墙头上立着草人，大红鼻子，当时不知道画的是刘主席。

后来，在朝阳门中宣部门口看到斗干部，二十多人低头站着挨批斗，为首的身材魁梧，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后来看照片我才想起来，那应该是彭真）。长条标语上写着：“打倒陈毅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井岗山”和“八一八”两派红卫兵用大喇叭相互警告着：“不许武斗！”“不许抢人！”

那时经常跑去看“斗争”人，但有一次发生在我们胡同，从那以后我就不再看了。被斗的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头发都灰白了还扎小辫，红卫兵给铰了，还用皮带抽她。这还不算，红卫兵还命令她儿子拿皮带抽她，一络鲜血顺着白白的脖子流下来。我心一紧，想起我妈了——哪有儿子打妈的啊，从那以后再不看斗人了。

8岁那年，我回到保定望都的农村，赶上了“保定武斗”，死了不少人。我在大街上看到背枪的青壮年，一时好奇伸手去摸，人家回手就给我一枪托。我当时就想：这跟地道战里的日本鬼子有啥区别啊？

外边很乱，我在家听见我爸问我妈：“你有历史问题吗？要交代！”我姥姥家确是地主，可是我妈一直在北京海军幼儿园当阿姨，是林彪搞战备疏散才下放到保定农村。北京和望都一天一地呀，她都来了，怎么还要审查历史问题呢？顺便说一句，我爸当时是县里的造反派，贫下中农。

1971年9月20日，我又回北京了，那年我五年级。当天在厕所里，我听到关于林副主席的事，觉得难以置信。但很快，我们就被组织到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红头文件传达了林彪反革命叛国的消息。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已经是副主席了，权不小了，还夺什么权呀？”再说了，没联系好就往苏联跑，这不符合他“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军事原则啊——这是我在农村时从一本林彪论军事的小册子上看来的。

转眼到了1976那个多灾之年，我已经17岁了。1月8日，天空阴沉，到处响着哀乐，那段日子北京经常放哀乐。同学告诉我周总理逝世了。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迎宾活动，曾6次近距离见过他，一次比一次显得瘦削。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感觉天塌了。

4月5日之前几天，听说天安门广场很乱，很多人纪念周总理，同学们约着想去看看，我下课要写板报，没去成。没想到，转天那些同学就成了反革命。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啊！我们却被组织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支持中央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总理和革除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两项决定。

游行队伍里有人喊：“支持中央第一项决定！”大家一愣，接着一片笑声。笑声中，我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环卫洒水车在喷地面，广场上的积水一片粉色。过了几个月，学校保出了那些同学，说他们得了神经病。

那年暑假回到望都，保定正酝酿着第二次武斗，听说是王洪文指挥的。刚回来没几天，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我们住在抗震棚，可我爸都不敢回家住，一到晚上就穿上雨衣走了。天没下雨，他是怕有人抄家。每天晚上，很远的地方都有人放炸药包，我听力不好，爆炸的声音听不真，可地面震得人心脏疼。还有机枪的声音。

粮站被武斗派封了，县干部家属限一个星期买粮，我拉着小拉车买了一百多斤白面，还有小米、棒子面什么的。那些人斜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粮站门口排成两列，房顶架着机枪，和电影《杜鹃山》里演的刑场一模一样。

我回到家开始发高烧，住进了县医院。这一晚上，隔壁有人“哎哟哎哟”叫个不停，一会又尖叫起来，就这么叫了一夜，据说是在拔弹片。说是两派在争该不该贴一张大字报时，有人从外面往人堆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5人，有一个在送保定的路上死了，隔壁这位算是轻伤。

转天，毛主席逝世了，两派都去悼念不再武斗了。

病好回到北京，已快“十一”了，报纸天天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广播天天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晚上，经常有工人民兵拿着木棒站在胡同的黑影里，肃杀的气氛和我在望都买粮时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未遂政变的前奏。

忽然一天，大街上响起了鞭炮锣鼓声，“四人帮”粉碎了。10月24日，我们又一次被组织列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百万群众大会。我那些“被神经病”的同学都成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站在队伍的前边，戴着大红花，一点也没有得过精神病的样子。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