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节的早晨，在保定人放鞭炮的时候，河北省“三大班子”和省直机关人员却正在分乘25辆汽车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借着春节鞭炮声的掩护，惊慌不安地逃离了这座处在武斗间隙中的城市……
从此之后，保定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许多保定人都认为，是当年的武斗赶跑了河北省委。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而更直接的原因和内幕却鲜为人知。
下面就转载保定人民广播电台老记者孙志民先生对这段历史原委的叙述（略有删节），供大家在茶余饭后咀嚼回味——
很多年长一些的人可能都知道，保定曾经是河北省的省会，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51年前的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省会搬离保定。
一、河北省的省会自民国以来就有了“见异思迁”的习惯，虽然基本驻地在保定，但却经历过多次迁移，总难稳定。这应是历史的原因。
先从清朝的保定说起吧。
保定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到现在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清代的河北省称“直隶省”，康熙八年（1669），直隶总督衙门落户保定，从此保定成为直隶省的省会。“直隶”，即直接隶属京师之意也。但清初所设置的直隶省，其辖区比今天的河北省大得多，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些部分。直隶省总督权重位显，保定直隶总督署被称为清代省府第一衙，所以保定直隶总督府大门口对联上联写道“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环；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的确名副其实。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至此，保定作为直隶省的省会，已有244年的历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废直隶省改建河北省，辖区已大大缩小，省会仍设天津，但自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的铁蹄日益逼近天津，天津时局不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日，河北省政府为躲避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锋芒，又由天津迁回保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保定市区沦陷，成了敌占区，河北省政府被迫南逃，一度流落到陕西，不久溃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日，日伪于天津成立伪河北省公署，1939年伪公署迁到保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政府于同年9月20日在西安成立，随后迁往北平。1946年6月14日，又由北平迁回保定。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河北省政府又逃往北平，之后又溃散。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华北地区大部解放，河北境内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第150号通令。通令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1949年7月12日、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
1958年2月，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人大决议将天津划归河北省。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搬迁理由是：天津是大工业城市，有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对河北省的工业大跃进大有好处，工业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等等。很快，河北省省会又由保定迁往天津。
1966年初，情况又变了，美国扩大了越南战争，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于是，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由天津再迁回保定。理由是：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第一线，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而保定地处冀中平原，西靠太行山，省会迁回保定，既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执行“备荒”的方针。
于是，1966年5月1日，河北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等先后迁回保定。
然而，不幸的是，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文斗很快升级为激烈的武斗，并连续爆发了多次由“两军”支持的武装冲突，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互相射击并互有伤亡……
据统计，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建国初期还曾一度酝酿将省会迁到石家庄，未成。这些数字说明，虽然河北省的省会随着政局的变化不断迁移，但保定作为河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
那么，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刚刚迁回不久的省会还能在保定站稳脚跟吗？
二、激烈的派性斗争，残酷的武斗，使保定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两军”的介入，使保定的政局异常复杂。这些都让立足未稳的河北省会望而生畏，“见异思迁”。这应是社会层面的原因。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开始，省人委被夺权，保定进人了无政府状态。
许多老保定人可能都知道，1967年１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的“文革”。2月11日，即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即“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被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69军、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的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3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
1967年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支左”任务的38军成立“支地”办公室。军长李光军、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主管“三支两军”工作（政委是王猛）。
刚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但1967年4月之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后者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前者则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于是，38军就公开表态支持“工总派”。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为不满。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然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包括部队的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1967年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其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军长）、刘海清（副军长）——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并未消弭。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那时候的河北省会保定就像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而成群结队地到省委、省人委机关去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抢才是“正常”的。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巨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古城……
三、“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密谋策划，使省会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陈伯达到河北视察。
左起周恩来、陈伯达、林彪
陈伯达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陪同他来视察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人。视察起因于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他们视察的目的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
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的一派“工筹派”，而38军支持较激进的一派“工总派”。陈伯达等人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便站在北京军区的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伯达等人的讲话虽然没有点38军的名，但明显是给38军施加压力。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天，中央和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1968年1月3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虽是一个晴天，但空气清冷。早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绵延百余米，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别来自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和一些省直单位。他们个个神情肃穆，略显紧张。车队出市的时候，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并向它告别——因为从此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半个月以前，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和文革小组的批示，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集体，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马辉等人为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上午，石家庄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在这里召开。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直到今天。
一个省的历史，就这样被几个人私下里偷偷地改写了，说起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段隐秘历史的暴露过程——
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被曝“抢班夺权”，其麾下的陈伯达也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也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被搬迁的内幕也当成“问题”被揭发了出来，用李雪峰的原话来说就是“用我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说出了此事的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38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我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我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我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河北省会搬家是他们几个人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
受审时的陈伯达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对陈伯达的问题作了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事情发展到这里，前因后果似乎已经大白。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河北省会搬家是“乱跑乱说”的“太上皇”陈伯达蓄意策划的阴谋，李雪峰和郑维山用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那就应该把他们的错误改正过来，所以，省会迁石后，到1970年后半年，河北省革委会又有迁回保定的动议。1970年9月29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人谈话，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毛泽东听了没有明确表态。
到了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等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在高层讨论时，周恩来却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于是，刘子厚在1971年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上传达了河北省省会不再搬迁的决定。
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石家庄新貌
光阴如箭，半个世纪过去了。河北省省会搬到石家庄，依然是许多保定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因为许多保定人认为，省会的迁走影响了保定的发展。
但也有人认为，今天的保定虽然不再是省会，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未来发展的一大优势。
我们今天回忆往事，希望保定人能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搞窝里反、窝里斗，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心做实事，用保定人的新奋斗故事来映衬保定古城历史上的辉煌，这样，当我们回首那近300年的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失去省会这件令人难以释怀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保定古莲池
（作者注：本文参考了崔金亮、 高 巍、余汝信、王俊卿、张瑞谦等同志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的有关文章，特致谢意）
来源 | 河北人河北事儿
作者 | 孙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