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范达人，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又名“梁效”）写作组长。文章较长，会连载几天，孰是孰非，姑妄看之吧。
注释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为中央警卫师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副科长，当时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外国留华学生汉语赦师）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王世敏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长史国衡等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当即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梁效”后期，写作组发展到三十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领导。以下为当时九个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晚，京城许多消息灵通人士正在家中或餐馆与亲朋好友开怀畅饮，欢庆“四人帮”覆亡，而我却对外界变化懵然无知，仍像往常一样，从家返回“梁效”驻地。途中，在北大哲学楼附近，我遇到了北大党委组织组的刘隆亨。他问我：“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呀。”他有点不解地又问：“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答道并反问：“你听到了什么？”他便告诉我：“迟群、谢静宜反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哦，抓起来了。”我为之一怔。当时刘隆亨未告诉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已经被捕。
获悉迟、谢被捕之后，我并未立即转身回家，而是依然返回“梁效”所在地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到驻地后看到大部分“梁效”成员已先我而回。因为“梁效”早有规定，星期日晚，大家定要返回大批判组。晚八时许，我把迟、谢被捕之事告诉了我的组员何芳川。当时，大批判组内已有不少人得知这－消息，人们悄悄地、带着忧虑的神情谈论着迟、谢被捕之事。大家知道出事儿了，气氛骤变。
当日午夜十二时整，正值夜深人静之际，军队突然包围了“梁效”驻地北招待所。六、七辆军用吉普和摩托车驶抵门口。进来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军人，有北京市委的人，他们将楼内大多数已进入梦乡的“梁效”成员，召集到一楼会客室内，其中一位干部声色俱厉地宣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将“四人帮”隔离审查；迟群、谢静宜也已被隔离审查；现在中央决定查封“梁效”大批判组。查封者责令我们当即携带洗漱用具和几件换洗衣服离开北招待所，不许带走任何文件资料。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被押出了“梁效”驻地。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张由多人署名的大字报描述：“人民解放军把三十九名学士从他们盘据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别墅大楼里赶了出来”。我们走出这座灰色大楼时，附近已有许多人在围观，有的人还在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颇为高兴。离开北招待所后往何处去呢？只能回家。可是，我的家远在北京东部，深更半夜，无法回去，我便摸黑回到了原在北大三十六楼的宿舍，躺了半夜。
次日，查封者将我们三十九人安置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才斋）暂住。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与旅馆型的北招待所无法比拟。两三个人合住一室，颇为拥挤，更难适应的是身边还有军工宣队成员和各系的积极分子昼夜监视。工作组安排我们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集中学习，要求我们这些“梁效”成员紧跟党中央，反戈一击，将“四人帮”的内幕，将迟群、谢静宜的一切阴谋活动统统揭发、交代出来。
面对上述突如其来的断然措施，我并不惊慌，心境尚较平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已受过惊涛骇浪的冲击，见过世面，加之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有某种预感：国内局势会出现变化，甚至反覆。再联系到当日晨，我听到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有一段话：“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感到它是有针对性的。此外，毛主席逝世后，“梁效”的一位头头对我们小组同志说：“最近迟群让我们搞两个材料，一是马恩列斯在处于少数、困难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情况，一是毛主席处于少数、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的材料。”因而可以说，对于国内局势的动荡，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事变来得如此之快，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我好奇地做了种种猜测，但均猜不透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去枉费脑筋。第二天，我到达清华大学工字厅时，会场内已坐着年逾古稀的魏建功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大副校长，在古文字学领域内很有建树，他的名声也由于鲁迅曾与他有过论战而远扬。会场里还有一位老教授，他就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周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不但精通魏晋南北朝史，而且也精通日本史、亚洲史，堪称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六十年代国内各大学历史系所用的教材《世界通史》便是周一良教授和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主编的。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也在座。他是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汤用彤之子，家学渊源，中国哲学史造诣深。会议尚未开始，我环视会场，发现徐琳就在不远处坐着。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后来人民大学撤销，就转到北京大学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三十八岁，近不惑之年，但在中国人眼里，四十岁以下可称为青年。与会的北大人当中，最年轻的是龙协涛，他是北大政工组干部，二十七、八岁。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迟、谢我们都认得，因为他们曾到北大介绍过清华大学革命大联合的经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六厂二校”。“六厂二校”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年约四十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一九三五年生，一九五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五三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一九五九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他们俩人先后讲了话。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露。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四十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人大撤销后，她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备受江青赏识，册封为“女状元”。从此，“女状元”就成了王世敏的桂冠，江青也就记住了她，以至后来提名她为四届人大代表。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会议开得不长。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找－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一天，我们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一行十多人前往林彪住地。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的毛家湾。五十年代初，这里曾是高岗的公馆，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住进此院。林宅扩建后占地面积约一万九千多平方米，建筑物面积约为一万一千平方米。从外观看，林宅灰墙灰瓦，平淡无奇，但内部装修、设备却相当讲究。
一进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厢房驻扎的警卫连，再往里走，才是林彪的办公室和卧室。林彪有一些怪癖，最为令人诧异的是控制温度的办法。在床头上方贴着一张表，上面标明每加一条毛毯增加多少度，每加一条毛巾被又增加几度，林彪据此调整室温和体温。他怕风，怕光，平时窗户紧闭，但又需要阳光，为此便在卧室旁专门安装了一间石英玻璃房，使紫外线透射进来。据说安装这一小房耗资几万美元。林彪有一部美国制造的豪华轿车，价值十万美元左右。在林家大院内，还建有恒温游泳池，专供其家人享用。
叶群在自己的卧室里，挂着许多仕女图。她也有怪癖，晚上非要抱着枕头才能入睡，那枕头两头稍粗，中间略细。她的林边另放一张按摩床，每晚令小战土为她按摩。叶群床上还配有洗漱设备。衣橱中，挂着数以百计五彩缤纷的衣裙。鞋子之多也令人咋舌。这些东西与报纸上、荧屏上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叶群很难联系在一起。
在林彪宅院内，专门陈列着古玩字画等珍奇瑰宝，琳琅满目，犹如一家小型古董店。当我看到这些物品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文革”破“四旧”，查抄的东西，多为林彪等人据为己有。
大致参观之后，我们开始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首先抄录了一些挂在墙上的条幅，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等，然后与其他同志一起抄下了叶群房内张贴的“四书集句”。十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书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林彪和叶群将上述内容写成四条条幅，相互赠来送去。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在于“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我们还看到林彪卧室挂着《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大约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这一材料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她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插了一手，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一月二十五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在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我们进馆时，周总理正在讲话。他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我们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二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而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十元，公家每日补助四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二十二元人民币。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视“梁效”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江青也曾称“梁效”为班子，意指她的写作班子。
诚然，江青与“梁效”关系密切。她与“梁效”三位头头的关系，我不知情，不便妄论。她与“梁效”一般成员的接触，据我所知，大致如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在人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厅里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深入批林批孔，通知了“梁效”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当署名“唐晓文”）部分成员参加。当时，江青坐在台上中间位置，左边是王洪文，右边是叶剑英。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姚文元等也在场。“梁效”参加此会的成员有魏建功、周一良、汤一介、田余庆和我。当江青提出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问题时，有些老教授反映出版书难，她立即就此作了一番指示。江青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事先似无准备，内容零乱，未给我留下完整的印象。座谈会结束前，王洪文说，江青同志的发言和她所主持的这个座谈会很好很重要，要求大家吃透精神，将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接着，叶剑英亦作了类似内容的讲话。两位党的副主席为江青捧场，当时给我的直观印象是她代表着毛泽东主席。
同年六月十七日，座谈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通知：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准备参加重要活动。十多分钟后，我们接到通知的人，上了汽车，就查奔火车站，以为去见毛主席。汽车开得非常之快，以致患有心脏病的钟哲民颇感不适，他请求司机放慢速度。汽车一到站，我们立刻登上－趟专列。上车后方弄明白，我们将跟随江青去天津旅行。专列上有会客室、办公室、娱乐室和卧室。据说，只有党和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才能单独乘坐专列，政治局委员则需两人以上同行方能调用。江青此次邀了纪登奎同行，才拨了一辆专列。到天津后，多数人住进天津市委招待所，少数人跟随江青在天津宾馆下榻。“梁效”此行前往天津的有魏建功、周一良、汤一介、田余庆、钟哲民和我等。
第二天，天津市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大谈儒法斗争。她在强调批林批孔的重要性后说，儒法斗争是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儒家主张复辟倒退，法家主张改革革新，现在也还存在着复辟倒退与改革革新的激烈斗争。她还特别谈到妇女的地位问题，江青这次虽然讲的是古代妇女地位问题，但是，人们意识到，言下之意，她本人依然受到歧视。
天津市批林批孔大会结束后，我们随同江青到了天津郊区的小靳庄，接待者是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他是一名复员军人，向江青汇报了小靳庄批林批孔的情况。江青把小靳庄定为她的革命试验田，因而，小靳庄的评法批儒小组、革命文艺小组、农民诗歌小组等形形式式的组织纷纷展开了活动。不久之后，甚至在全国掀起了十学小靳庄的热潮。
天津驻军部队将江青一行接到了他们的驻地，给予热情而又隆重的接待，特地从北京请来了军乐队、艺术团体和高级厨师。当我们走进部队驻地时，欢快悦耳的军乐悠然奏起。高级厨师准备了规格甚高的宴席，桌面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餐后还有雪糕、冰琪琳等冷饮招待。宴会期间亦有军乐助兴。江青即席赋打油诗一首：
×××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
能文超过隋陆贾，能武吓得绛灌退。
×××军立即找人谱曲唱了起来。晚宴后举行文艺联欢，×××军文艺工作者和江青随行人员均表演了节目。
这次随同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军参观的人马相当之多。除“梁效”部分成员外，还有“唐晓文”部分成员和中央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和迟群、谢静宜也在随行人员之列。在联欢会上，大家要浩亮表演节目，他便从“谢谢妈”开始叫板，唱了一段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浩亮将江青称作妈，指的大概就是这次演唱。刘庆棠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色娘子军〕中一小段芭蕾舞。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江青于八月二十六日到了北大，专门到“梁效”驻地北招待所看望。迟群安排我们一个个单独与江青合影，具体办法是：当每个人与她单独交谈时，校刊摄影记者从旁拍照。后来有人称此照为“升官照”，说谁与江青一起合影，就列为亲信，日后她当政，照片上的人便将受到重用云云。这些照片，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部上缴。在我与江青谈话时，她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搞写作的。”她似乎不大明白，楞了一会儿后说道：“哦，是写文章的。”此刻，我找到一个话题问她：“李讷是我的同学，她现在情况怎样？”一提到李讷，江青立刻激动起来，她说李讷在上大学时，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后来到了解放军报社又遭到打击，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梁效”另一位成员上来与江青合影，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
江青还给“梁效”送过小米、芒果等。另外，“梁效”一些教授和教员曾到钓鱼台给江青上过古典名著的辅导课。
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传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后，谢静宜于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告诉笔者：“早在一九七三年秋，毛主席对我说，听说林彪家里有尊孔的条幅，你们去看看。然后，我便找了清华大学几个人去毛家湾林彪住处查找，发现了几句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看后说，你们应该找北大文科教师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华的教师不够。于是，我们组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小组的同志几次去毛家湾，发现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要我们把林彪的言论与孔孟言论两相对照编出一份材料。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编好之后送给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细审阅并指示我通过北京市委组织系统报到中央。”谢还说：“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就“梁效”今后的任务请示毛主席。主席说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的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些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她做了。毛主席说最后一番话时边笑边拍着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
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与“梁效”则无甚直接关系。姚文元与“梁效”也谈不上有什么领导关系，他只不过是通过《红旗》和《人民日报》向“梁效”约稿或提些建议而已。
为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发表，“梁效”准备写些大批判文章。第一篇综合性的批判文章是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红旗》第二期上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北京周报》也将它译成多种外文发行。参与写作这篇文章的有我、钟成勋、朱耀庭、杨克明和钱逊，由我执笔写成。
该文一开头就对林彪尊孔的问题作了概括：“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曾遇到一个难题：林彪为什么要乞灵于孔孟之道？为什么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个问题颇费思索。经过反覆讨论，我们终于找到了两点原因。一日，我在路上碰见了－位老教授，便就这一问题向他请教。这位教授是我非常崇敬的老先生，在学生时代，我曾听过他作的关于怎样写学术论文的演讲，收益匪浅。他说，一篇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去改，应该放一放，然后到颐和园逛一逛，使脑子轻松一下，过一段时间再来修改，便会有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方法，我一向牢牢记取，屡试不爽。在路上，我求教于他：林彪为什么要尊孔？我首先抛出我们的看法：林彪之流之所以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帚国主义和封建文化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王、刘、林，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这是第一点，我们试图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找出原因。
其次，再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原因。从历史根源上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陷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砷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计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久日深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亳不奇怪了。
我扼要地将上述两点考虑向这位老教授作了介绍，他表示赞同我们的看法。当时，我自以为我们的看法很深刻，现又得到一位我所尊敬的学者认可，心中颇为得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社有的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十七日，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自己写的两首诗。一首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另一首诗是：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又指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都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都主张厚古薄今的。”（《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凤凰网）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凤凰网）
上述内容，一九七四在“梁效”内部均作过传达，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注释
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项羽战败的三个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刘邦；机械遵守鸿沟协定；以及建都徐州（当时叫彭城）。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有关。
1964年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能干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自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的谈话中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注释内容出自：（《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凤凰网）
三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帮”后受到重点审查的文章之一。人们认为它是影射史学的代表作，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该文的写作经过如下：一九七四年二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十一时左右，李家宽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写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三月八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当时，王世敏在场。我回到组内，即向何芳川、朱耀庭、卢振义、张学政传达了李家宽的要求。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集体凑写，由我执笔。我们开了三、四个夜车，终于写出一稿。李家宽和王世敏对初槁基本满意，李认为写得不错，开头和结尾均有气势。李要我们向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念一遍初稿，大家听了后提了一些意见。李家宽指定杨克明和汤一介两人再与原写作小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后我们将铅印送审稿交李家宽，李再送迟群、谢静宜。次日，李传达说：“迟群认为根本不行。谢静宜说差得远呢。”他们的评价像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使我们很扫兴。我们小组只得继续修改。李家宽、王世敏与我们讨论了一次。王世敏认为写孔丘其人应概括孔子的几个特点。我们根据王的意见在文中列出五个小标题，又打印出一稿，发到各组征求意见。
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李家宽又下达两条指示：“一、写一段孔丘压迫妇女的情况；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时，江青通过迟群催稿。她说：“我叫你们写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来，我就叫别人写了。”三月十日左右，迟群又找写作小组谈了一次，他先逐－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原来的工作，然后，要求查一下孔丘父亲的名字，写入正文。他还说，看过修改稿后再提意见。隔了两三天，迟群对李家宽说，他对修改稿的意见已经对叶朗谈过了。原来，一天晚饭后，迟群在叶朗房间内，看到叶对〈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见，甚为欣赏。迟群认为，文章平得厉害。此刻，我已感到无能为力。何芳川却说：“我来冲一下，单独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进，但仍未达到要求。李家宽鉴于单靠原写作组人马，难以完成任务，便调动大批判组各组力量进行改写或另写。
一天，在会客室内，各小组宣读改写或另写的稿子。李家宽比较欣赏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认为改得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为基础再去加工。杨克明等同志怕挫伤我们小组同志的积极性，建议仍由原写作小组继续修改。最后，李家宽决定除原写作小组范达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叶朗和张德两人，综合各组成果，特别吸收叶朗、杨克明小组的成果，写出一稿来。新的一稿，李家宽看后表示满意，铅印后送迟、谢。他们亦认为基本可以。迟群通过他的秘书庄昂告诉我两点意见：在“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段后面，有点概括为好；另将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中“三不会用兵打仗”删去。我们按照迟群的意见，作了改动。
大约在三月二十日左右，此文终于印成送审槁。李家宽除通过迟、谢上报外，特派我将稿件送《红旗》征求意见。他还给《红旗》负责人写了信。江青收到送审稿后，批给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红旗》采用。《红旗》编辑黄达强告诉我：姚文元认为文章写得比较生动，决定在一九七四年《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随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家宽表示不悦，他说怎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发表后不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段，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组会客室召开的一次会上，当谈到对〈孔丘其人〉一文的反应时，迟群说：“你看像谁就是谁。”同年六月，江青在人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个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为反对周总理，主要依据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却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要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呜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一些人认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是影射周总理。这段话出自我手，后来成为本人的一大罪状。我从上海《学习与批判》刊登的《孔子传》中看到类似描述，然后查阅《孔子年谱》，进行核对，认为材料可靠且刻画孔子复辟形象生动，才加以采用。退而言之，当时总理根本不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
人们认定“梁效”影射周总理还有另一个依据，即叶朗等人写的一篇文章，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当时在注释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忆：
关于反总理还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帮”把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不仅举“克已复礼”等口号为例，还想从生活上牵强比附，说林彪是儒家。其实林彪生活上倒确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标有若干度的记号，他机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来穿衣，但这却与孔丘无关。大家知道，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覆拉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臂，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史学理论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还有人揭发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时曾有人提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内，王世敏给我们念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的谈话，第二份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她在读世界对中国的评论时，的确念到“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斗争”的内容。当时，谢静宜说：“那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妄评。在场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
现在再回来谈谈〈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有的人还认为我们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来影射周总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我们的文章在谈到孔丘是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时，套用了毛主席“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用兵打仗”，将孔丘写成“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迟群看稿时，删去了“三不会用兵打仗”。当时我还想不大通，认为一、二、三点连下来形容很好，为何删掉呢？迟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无以此攻击周总理之心。
我与《红旗》编辑王达强核对清样时，甚至特地在这篇文章引言“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中的“一类政治骗子”前加上“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
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一九七四年二月间，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后，我们参与写作的人方得以松口气，稍事休息、调整。一天，我到二十一楼历史系教师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问内坐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随即躺下，呈轻度休克状，郝斌忙问我怎么啦？怎么办？我使尽力气请他打电话告诉写作组。后来，李家宽派了辆汽车将我接回驻地。这次休克并非什么病症引起，而是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写〈孔丘其人〉的结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写作组。当时，我的工作劲头很大，曾说过“我们不能在这儿吃干饭。”这句话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后来则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批林批孔运动中还有一段插曲，就是批“走后门”。在“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迟群、谢静宜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且大批“走后门”。迟群说，“走后门”问题，有的单位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此后不久，我们发现迟群有时到“梁效”来，精神不佳。后来得知，一月三十日，叶剑英曾致函毛泽东，讲了这个大会上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事清，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二月六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毛泽东也谈及“走后门”问题。信中说，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叶剑英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将此称作“三箭齐发”。他反对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联系实际去批“走后门”。
事隔多年后谢静宜解释说：“毛主席认为‘走后门’是错误的，应该批判，但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与批林批孔这一敌我矛盾混在一起批。很多干部有‘走后门’的问题，批林批孔运动还要靠他们主持。”
当时，“走后门”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参军“走后门”，上大学“走后门”，甚至买火车票、买紧俏商品也都要“走后门”。一言以蔽之：一些人以权谋私。广大群众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我也觉得“走后门”败坏党风，应该加以批判。
注释
后来我（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历史学者 ）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
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
后来，在1976年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与王洪文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四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我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请柬，邀请出席九月三十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那年，“梁效”受到邀请出席国宴的还有王世敏、汤一介和田余庆。我们是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参加的。除我们四人外，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多次立功受奖，曾被评为劳动英雄。一九六八年他受毛主席委派，作为军宣队代表，进驻北大。）和几位师生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国宴。据说这次出席国宴的名单是经过毛主席审定的。
在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祝酒辞，他说，二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他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到会的数千名中外来宾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周恩来总理。出席如此隆重的国宴，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因此，自始至终我一直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之中。我注意到周总理虽然面容较前消瘦，但依然神采奕奕。
国宴规格虽高，但菜谱一般，无山珍海味。出席国宴者当晚在京西宾馆下榻，因为次日还有活动。国庆节当日，我们应邀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演出。林彪事件后，取消了国庆游行，否则我们可以登上观礼台，检阅国庆游行队伍，领略壮观盛况。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出席国宴者的长长名单，我的名字出现在“科技、教育界代表”一栏内。这样，我出席国宴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国内外。远在浙江绍兴家乡的亲朋纷纷来函致贺，寄居在南通的我十岁的儿子和其他在国外工作的亲友也得知此消息。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全体代表大会。我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三届人大是一九六五年召开的，按宪法规定本应四年换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四届人大无法如期举行，会期一延再延，人大代表的成员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更动，最终得以在七五年召开，其间相隔竟达十年之久。
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先组织我们集中学习。当时我们在北京市委党校招待所食宿，与我同室的是一位台湾籍代表，他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出生于台湾，后来到了大陆。当时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北京内燃机厂。
大会前首先开预备会，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张春桥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与我同一小组的，有冯友兰教授和北京郊区的一位农民代表。我们大组的组长是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一位姓杨的厂长。大家对两个报告没有提出什么意见，顺利通过。
人大正式开幕后，我们亲耳聆听了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听了张春桥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两人的报告均未全文宣读，因为报告内容已经预备会讨论通过，现在代表们又人手一册，所以报告人仅念了开头和结尾部分，十多分钟便告结束。
下一个日程便是选举国家领导人。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之前，专门召集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开了个会。会上王洪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番讲话，王说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党中央讨论的，毛主席批准的，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纪律，选举这些人。大家就按照这一要求在名单上画圈。
会议期间，我见到了不少社会名流。坐在我右手的代表是位女性，约四十余岁。我问她的职业和姓名，她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她是卫生部门的代表林佳媚。这个名字耳熟，但我一下子未及想起她是李先念副总理夫人。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遇到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后，他说：“范达人，听说过你。”原来他与我的捷克文老师周志尧颇为熟悉。他给我的印象是，兴趣多在理工科方面。我还见到了李瑞环、庄则栋、薛菁华、谢芳、张钧等名人。使我格外高兴的是，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妻子的堂兄顾懋林，他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山东省青岛市的代表，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一直勤勤恳恳工作。他经常出差来京，每次均来我家畅叙。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大会组织者专门安排代表们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东风市场采购。当时已过下班时间，商场没有其他顾客，代表们可以从容选购。“特供”商品与一般商品相差无几，唯品种稍为丰富些，但价格一样。我在王府井百货商店选购了一件朝鲜产的灰色尼龙背心。另外，在大会小卖部，我还买了一个保温杯，人大代表享受的特权仅此而已。听说过去人大代表每人每月有五十元人民币的车马费，供视察用，我们这一届并无此项补贴。至于人大代表的作用我未能发挥，既无深入选区听取群众意见，也没认真负责地向上提出政策性的建议。
四届人大闭幕后，安排代表们到工厂、农村参观，我们到新华印刷厂、重型机械厂和北京郊区一个家畜饲养场走马看花地参观了一番。
这次大会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见到毛泽东主席。当时代表们虽然一再要求见毛主席，但不知为何始终未能如愿。
在“文革”那个年代，我能远涉重洋，到拉丁美洲考察访问，能应邀出席隆重的国宴和当选人大代表，出席庄严的四届人大，可谓大红大紫，内心感到万分荣幸和异常兴奋。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八个大字来形容。至此，我由一个初期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抵触情绪的人，变成一个积极的拥护者。
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后不久，江青于十月二十四日，将迟群、谢静宜和中央党校的武葆华召到她的住地，指示“梁效”和“唐晓文”写两篇文章，一篇批判“因循守旧”，另一篇评林彪的“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她特别强调说：“我别的什么都不管，这两篇文章我要亲自过问。”后来经过协商，把批判“因循守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他们组内有梁英明、龙协涛等人，中央党校也派了一人到钟哲民写作组协作。评林彪“小国师大国”一文的撰写，就交给了我们小组。当时，我们组内还有何芳川和钟成勋。我们两组承担了撰写上述两篇文章的重任，特别是那篇批“因循守旧”的文章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要反映出“中央的精神”，要继续与保守、复古的现象作斗争，保障革新的顺利进行。
批“小国师大国”是与“风庆轮事件”有联系的。当时，“风庆轮事件”已在我们内部传达。风庆轮是一艘国产远洋货轮。一九七四年，该轮出航罗马尼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一名副处长和一名宣传干事，奉命到风庆轮上协助首航欧洲。前者任政委，后者任政治干事。后来，有人写信告状，说他们两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告状人将两人的想法称之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江青在状子上批示：“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张春桥、姚文元指责他们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命令“交通部必须对×××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我们写“小国师大国”一文，也就是要批判“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哲学”。相比之下，上面对“小国师大国”一文抓得不是很紧。他们集中力量抓钟哲民小组写的那篇文章。不过，这两篇文章均在四届人大之后刊出。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梁效”还写过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是另一写作小组起草的。初稿写成后，在“梁效”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我也仔细看过他们的稿件，印象深刻的是文章中一段话：“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四届人大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八天之后（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封短信：“江青，你可读李固给王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之所以写这封短信，是因为江青在十九日又给毛主席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这些情况，作为“梁效”写作组长的我，当时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至于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要江青、王洪文等不要搞“四人帮”，他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这类批评更没有向我们透露。迟群等只传达对他们有利的指示。据说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他帮，还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是立了功的，要对江青一分为二等等。我想恐怕要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一段历史档案才能公诸于世。
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评介，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他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他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又谈到理论问题。毛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话中，亲自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对张较为欣赏，知道内情的人曾谈起，张春桥过去在上海做宣传工作时曾在一九五八年《解放》杂志第六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此文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而且为张的文章写了编者按。编者按称：“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可见，毛泽东当时指名要张春桥写理论方面的文章是有历史渊源的。
一九七五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撰写的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主要强调反“资产风”。他如此写道：“我们提醒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资产阶级风。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接着说：“共产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资产风，对我们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些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商品本钱，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这种名曰共产党，实际上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资产阶级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的长文。姚在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文中下列一段话很引人注目：“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该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次强调了这一条。”姚借毛主席的话，反覆强调“经验主义”的问题。
另外，“梁效”内部还传达了江青在四月三日、四日、五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
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梁效”的任务便由原来的工作转向宣传毛主席这一新的指示，大家围绕这一中心来写文章。总的来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已有重头文章发表，我们大批判组没有写出特别有份晕、有影响的文章。当时我们大都认为张、姚的文章很好，未看出什么问题。“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间。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毛主席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注释
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过去，我（范达人）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五
一九七五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讲师芦荻（一九三一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一九五四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则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芦荻。
芦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芦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据芦荻回忆，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八月下旬，召集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九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九、十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芦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篇题为〈林彪与《水浒》〉。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响彻全国，人们均希望到大寨学习，七十年代中期，赴大寨“取经”的活动达到了高峰，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们首先到××军驻地参观。北大“工宣队”、“军宣队”内有××军的同志，经他们联系，我们一行受到了既热情又周到的接待。××军还专门组织了一场理论学习和大批判报告会。徐琳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发言，他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在大会上也作了－个发言，谈〈林彪与《水浒》〉，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念那篇文稿，且念得较快。官兵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最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太原和××军驻地度过几天愉快时光后，我们前往大寨。
大寨以梯田驰名，一层层修整得非常精致。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凤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萝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喧了几句。正当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一九七五年十月，清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同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说迟群未当上教育部长，牢骚满腹，情绪低落，烧被褥，摔杯子，平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等等。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到毛泽东手中，此信同时抄送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口头将信的内容向市委科教口负责人作了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之所以联名写信状告迟、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问题作了批示后，又在五月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他还说：“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啦、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反覆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并反覆告诫：“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啊？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还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她经验不多。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又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毛泽东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应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根据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三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发言，就江青说“同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说开这个会是突然袭击，是围攻。邓、叶、李三人反驳了这个说法。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后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才作了书面检讨：“主席、在京的各位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刘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的信。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迟、谢一边。他在信上作了用词严厉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弧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这样便给清华园内的这场斗争定了性且纲上得很高。
迟、谢根据这一“尚方宝剑”召开党委扩大会，批判刘冰等人。起先，刘冰等人态度强硬，不认为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妥，后来据刘冰回忆：十一月十五日，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对清华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在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华校园内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会，规模越开越大，最后竟召开万人大会。“梁效”成员有时也允许去听会，我就去听过几次。我们之所以急急忙忙从大寨赶回来，就是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当时，不仅要批刘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周荣鑫。据说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上告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走。毛泽东支持了这封信。反击“右倾翻案风”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指邓小平。过去，我对邓小平怀有好感。我觉得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过赫赫战功。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运动初期，工作组把陆平打成走资派，并说“北大是烂掉了的单位”搞得很左。后来纠偏，邓小平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错误，北大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与毛泽东的看法颇为一致。当时，我觉得邓小平还比较实事求是。后我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耳朵聋，开会时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当时，我曾与朋友议论过此话的含义，他认为，这是毛主席嫌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毛泽东还批评邓将中央书记处搞成了独立王国。北大聂元梓等人随即贴出一张大字报：〈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列举了他很多“罪状”，其中包括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处理刘、邓二人问题时态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区别，对邓小平仍采取“保护政策”，并非置邓于死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
一九七二年，北大工宣队向北大党员传达过一份中央文件，该文由二部分组成：一、邓小平的长篇检讨摘要；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的批示。先传达了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的批示：
“请总理阅后，让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锆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的检讨很长，据说约有四万字，因此，只摘要向我们作了传达。邓首先就“文革”中，有人揭发他的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说明、澄清。例如，张云逸揭发邓是一个逃兵，邓说他离开斗争前线是经组织批准，合乎手续的。然后，他检讨工作中包括“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态度相当诚恳，最后表示对自己“认账”的东西决不翻案。结束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获得“解放”。四月十二日，在周恩来总理宴请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招待会上，他重新公开露面。同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邓再次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年底，毛泽东对他进一步委以重任。毛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邓当了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那时，又传达下来毛对邓的两句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据此，邓小平便进而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此刻，其地位已远远高于“文革”之前。周总理病重之后，便由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六
复职后的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他就此发表了多次讲话，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全军都要为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是大局。”“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全国各方面存在着整顿问题，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班子软、懒、散。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侗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三、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四、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速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中年干部有比较多的经验，要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否则不是爱护他。对劳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实政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作“臭老九”。
五、要抓规章制度，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压”。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
六、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
七、要搞好科学技术。科研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八、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灵怎么行？
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按照上述思想整顿各行各业。当时，邓的讲话未向“梁效”成员传达。不过，我们从小道也听到一些。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实际上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泽东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绝不会允许的。因为毛泽东视文革为反修防修的战略决策。据说他曾寄希望于邓，召开政治局会议，搞个关于“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有礼貌的拒绝。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后，毛对邓的态度大变，由“解放”、重用，转而又猛批邓小平。于是，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尖锐。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机关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此会文件，向“梁效”成员作了传达。该文称：“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此时，《红旗》杂志又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稿，要求写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为写好此文，调去了我们组的何芳川。他们以周荣鑫的言论为靶子，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逐一进行批判。该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题，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红旗》上，随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该文指出，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篇文章发出一个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了。后来，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毛远新将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谈话整理出来，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标题，逐级传达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我们将上述指示视为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认真学习，反覆领会并努力贯彻。大批判组写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作为“信号弹”的文章之后，接着由我们小组承担起另一篇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写作任务。
这篇文章也是《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姚文元向迟群、谢静宜打招呼，要我们再写一篇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迟、谢交给我们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有关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二、胡耀邦自已写的〈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梁效”将胡的这份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网〉汇编成册，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供人们批判。这一小册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发出的又一颗重型炮弹。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陈先达起草。其特点是：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我们在动笔之前，还听了胡耀邦一次讲话录音。那是他向中国科学院共青团员们作的一个报告，他鼓励青年团员发奋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作一名长征战士，为国家早日现代化而奋斗。胡耀邦的这篇演说富于激情，很有鼓动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直指胡耀邦、李昌，进而逼向邓小平。我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和从清华大辩论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将“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面的概括，我这样写道：“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该文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写文章时都加以引用。
为了批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特地查阅一九五七年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因为其中有驳斥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内容。
此文在发表前，我们还找北大化学系、物理系一些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在那种大气候下，他们当然不会提出什么相左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七六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自以为领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
一九七六年六月份，《红旗》又来约稿，要我们写一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何芳川、陈先达三人查了很多邓小平的言论，查来查去，感到邓小平与林彪不大一样，他没有什么尊孔的言论。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文章怎么写呢？我们三人与《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与孔孟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就是说，孔老二要复辟，要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从搞复辟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七六年第九期《红旗》上。
在批邓过程中，“梁效”曾将邓小平几年来的讲话编出一份《邓小平言论》，供批判用。其中收进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邓力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和邓力群曾交待如何按邓小平的授意起草这份总纲的。他们把这份交待材料报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华又将它转给了“梁效”。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恩来总理病逝。周总理患病住院，虽然国人皆知，但是，当人们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时，仍然为之震惊。周恩来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一直将周恩来总理视为楷模。
对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心情沉重，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痛惜。“梁效”举行了追悼会。会场前方摆放着周总理的遗像。李家宽致悼词。我买了黑纱，但仅在上午戴了一会儿，因为迟群、谢静宜到“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恩来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等几项决定。
在京的党政领导人均参加了中央为周恩来举行的追悼会，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没有出席。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复杂微妙，难以简单概括的。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段评述：“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早在五十年代，在党内围绕经济工作是否存在急燥冒进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等人进行过多次严厉的批评。周恩来为此被迫作过数次检讨，甚至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的请求，最后，会议决定：“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总理经医生检查，确诊身患膀胱癌。毛泽东在医生的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发表了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判极左，强调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支持张、姚，谈到批林问题时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还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不满。他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人，年纪还不大，最好学一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毛还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春桥建议由王洪文在十大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未同意，决定仍由周恩来作此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按照毛的旨意，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毛泽东对当时的翻译说：“政冶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边排一排椅子，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江青将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纲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接替毛泽东。毛泽东获悉后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还笑着问在场的周恩来：“总理，你被整得够呛吧？”周回答：“没有，没有，我刚才还在说，我不会抓大事。”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代表“四人帮”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总理，说他虽然有病，却昼夜找人商谈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两天后，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指示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文革”以来，周恩来还承受着“伍豪启事”的巨大压力。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之后，邓颖超将此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周恩来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动手术前在录音文件上签名，交邓颖超保存。据《大动乱的年代》称，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发表的当日，周恩来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对周恩来的晚年，邓小平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价。他在一九八零年八月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注释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
同年，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