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跟着三团走了一个星期，同三团的总支书记易秀湘一起，分别到各个连队，利用行军休息的时间，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三团政委林龙发也亲自集合部队讲话，进行宣传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了黎平。黎平原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团把守着，见红军一到，就不战而逃了。贵州军阀队伍不经打的消息，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接着，军团命令我们一师部队迅速向剑河县前进。又过了几天，就听说前面的部队已占领了贵州的黄平、施秉、余庆三个县，初步打开了局面。

我们到达黄平后，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我们政治机关就忙着在当地打土豪，征集粮食和资财，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同时把带不走的粮食分给当地的穷人，以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黄平、施秉这个地方出橘子，几乎家家都有橘子，地主家里更是橘子成堆。部队的干部、战士人人都吃上了橘子。

经过这段工作，部队情绪比较好，也比较安心了，就在当天晚上，谭政召集师政治部的科长、干部们开会，向我们传达说，中央已在黎平召开了一个会议，毛泽东已重新出来领导红军行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不去湘西了，就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些情况可以向各团的团、营、连干部传达。

谭政还向我们介绍了贵州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说，现在掌握着贵州省军政大权的是王家烈，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有王家烈手下的四个旅约十万余人。由于内部矛盾多，王家烈火甚至连这四个旅都指挥不动，战斗力很弱，武器也不好，一打就垮。贵州地区盛产鸦片，军队就靠贩卖鸦片来维持军饷。军官、士兵都公开抽鸦片，每个士兵都有两根枪。

说到这里大家庭都笑了，说：”一个人还能打两根枪呀?”谭政让大家别笑，并解释说，他们一根是步枪，一根是烟枪。接着他又说，贵州的百姓很穷，地主、恶霸集中，剥削统治很厉害，他们都和王家烈一个鼻孔出气。实际上，我们一路上都看到了，许多穷人都靠肩挑背驮，靠驮点盐巴来卖点钱，种点稻子、包谷、地瓜度日，缺粮少衣，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不过，由于蒋介石没有队伍在贵州，国民党在这里的影响也不大，可以说贵州是个薄弱环节，估计红军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特别是可以首先打开黔北的局面。

谭政接着向我们传达了部队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乘机扩大战果，继续向余庆、湄潭前进，迅速强渡乌江，打下遵义城，然后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突破乌江。最后，他要我们迅速向部队传达这些内容，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

按照谭政的意见，我们分别回到各团向团、营、连干部作了传达。由于部队行军没有可能开会，我们都是利用行军边走边谈，休息时再向各营的营、连干部集体传达。当时，我们师政治部的人下到部队很受欢迎，国为我们向他们传达消息，讲形势，这些人人都爱听。

四、 突破乌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红一军团的部队全部逼进了乌江，准备强渡乌江，拿下遵义。

乌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两岸都是坚硬的山岩所组成的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乌江的江水即深又急，沿江的渡口很少，更没有桥梁。沿江的渡船都已被王家烈的部队控制了，我们找不到渡船。但也有一个有利条件，乌江的江面比较窄，从这一边打枪就可以控制江的那一边。在火力的掩护下，就有可能进行强渡。

我们一师各部队在两、三天内加紧准备，搜集来一切可以用来渡河的工具，主要是搞一些竹排和木排。同时，师里还组织各团干部侦察渡口，摸清水流缓急、江面宽窄等情况，组织好火力掩护点。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逐渐向我们靠了过来，国民党的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十多万人即将进入贵州。他们从江西就开始尾追我们，后来又从湖南追到贵州，队伍早已精疲力竭，所以我们对后面的追兵顾虑不大，但也必须尽力抓紧时间，迅速渡过乌江，然后利用乌江天险来阻挡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没有安排过年，也没有开会庆祝，都在全心全意地准备着渡江战斗。我们也都随团进行政治动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红二师在江界附近经过激烈的战斗，渡过了乌江。一月三日，我们一师一团在回龙场渡口开始强渡。战斗开始的两个小时后，就渡过去了一个营，把对岸的敌人打跑了。二团、三团当即跟进，红一师全部渡过了乌江。

五、 遵义休整

渡江后，谭政用电话告诉我们，二师已接近遵义城，很快就可以占领遵义城，要我们协助动员部队火速前进，支援二师打下遵义。部队加速前进，一天行军一百多里，直奔遵义。但等到我们一鼓作气赶到遵义城下时，遵义已于一月五日被二师攻下来了。

我们没有进遵义城，而是在遵义到桐梓及四川沪州的这条公路两旁住了下来休息几天。我们回到师部政治部，向谭政汇报这一阶段随团行动的情况。师政委赖传珠也赶来听取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在最后讲话时表扬了政治部。他说：”谭甫仁、彭加伦、吴文玉、方国华，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好。你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解释形势任务，传达上级批示，在保证行军作战、巩固部队、改善给养生活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希望今后继续这样做。”

这时，少共国际师编入了红一军团，原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部队有了增长。同时连日来，我们一边行军、一边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连、排干部在沿途开展扩军工作，鼓动和吸收穷人参加自己的队伍。对被俘的王家烈的士兵，抽鸦片烟的放他们回去，不抽的就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不少连队都补充到了新兵。

这时，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进入贵州后，师里把司令部的管理科、政治部的地方工作科和供给部三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由地方工作科长方国华带领，每天行军都跟着前卫部队走。一到宿营地，他们就立即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其余的都分给穷人。

当时，每到一地，我们都带着由十五个人组成的师政治部宣传队，向当地的人民群众做宣传工作。我们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在贵州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还大写标语，贴布告，造成声势，以扩大红军的影响。我们着重向群众说明红军是”乾人”的队伍(贵州老百姓叫穷人为”乾人”)。

在遵义休整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首先，是撤销了红八军团番号，将其人员分别编入红三、红五军团。撤销番号的还有红一军团的十五师(即原少共国际师)。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在撤销红八军团和红十五师番号的同时，军委还决定除红一军团外，全部取消师的编制。这样，经过这次整编，除红一军团还保留有师一级的编制外，红三、红五、红九军团都取消了师的编制，将部队分别缩编为四个或三个大团。另外中央教导师也被撤销番号，编入了军委纵队。编者注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62009-02-19 18：53

六、 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部队进入贵州后，一天，我们红一师政治部的干部、战士约七、八十人正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从山那边飞来几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当它们发现部队时，就对着我们投下了五枚炸弹，一下子炸死炸伤了我们二十多人，师直属队的总支部书记被炸死了。还炸死了其他七、八个干事。幸好那天谭政在司令部和师长、政委一起行军，没和我们在一起。敌机飞走以后，我们赶紧就地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把负伤的同志送到了卫生队包扎好，跟着卫生队走，重伤的同志安置到老百姓家养伤，给几块银元，那天谭政的小秘书周振华也负了轻伤，我给他包扎好了之后，就扶着他一步一步找到了队伍，归了队。

见到政治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谭政难过地说：”我们当时在前面走，不知道炸了这么多人，要是早知道，我也就留下了。你们在后面处理得很好，我很感谢你们，为你们的阶级感情而感动。”

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牺牲后，谭政曾指定龙福才为师直总支书记。不久，他又命令我去接替总支书记的工作。下午交待任务，晚上龙福才就来向我交代。几天后，龙福才被调到红二团作总支书记去了。全师的青年工作交给整编时由十五师来的青年干事赖远超。

龙福才走后，我找谭政说，直属队单位多，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还有卫生队、警卫连等等一大堆，最好能在政治部指定一、两个人帮帮我，要不然我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实在忙不过来。谭政先不同意，说我年轻，有干劲，问题不大，但最后还是指定了自己的小秘书周振华和敌工干事胡保善两个人帮助我，从这以后，我和周振华白天在一起行军，一起下到各单位开展工作，晚上一起宿营，吃、住都在一起。谭政要找周振华办点什么事情，如下个通知、找个东西、写个报告什么的，都到我那里去找他。

担任直属队的总支书记后，担子比以前要重多了。我得天天把各个单位的指导员找来开会，布置、检查各项工作。在这之前，我虽然也经常下到团里，但团里有政委、总支书记在，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在从江西出发到遵义这段时间里，我总结了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就是要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用权全体指战员都能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自己行动的目的，这样就能自觉地进行战斗，自觉地遵守纪律，遵守规定，才能稳定住部队的情绪。因此，每做一件事，都要在事前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件事，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等等。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我们在渡乌江时，为适应行军作战的环境，曾大规模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沿途设立了宣传鼓动棚，向部队说明这次行动的目的，为后来顺利突破乌江起了一些作用。

另外，所谓的”政治动员”不要多，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战斗激烈时，喊几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讲究战术、发扬火力”，”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等口号，就很实际，行得通。还有，打仗时情况千变万化，有时伤的伤、亡的亡，要战士各自为战;班长牺牲了，要战士自动出来代理班长;排长牺牲了，班长自动代理排长;连长牺牲了，班长、排长自动出来代理连长等等。这些口号都能在战斗中变成实际的行动。

一天下午晚饭后，谭政和我一起沿着公路散步。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向他汇报自己的这些想法。谭政说：”你的思想很对头，很好，讲得很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我每次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你们这些科长、干事们讲一讲、说一说。”

我说：”这很重要，你不讲，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就凭嘴巴子，不了解情况，到部队讲话就没有本钱。你一讲，我们就有本钱了，下到部队以后，团长、政委、总支书记、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干部、战士都很欢迎我们，有时忘了带饭，战士们就把自己带的饭给我们吃。我们同他们一起走，一起聊天，一起谈问题，等部队休息时，就给他们讲话，因此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到连队去。”

谭政说：”你把这一段写一写好不好，写好了交给我，我向军团政治部写一个报告。”

总支书记是红军时期一个特殊的职务称谓，实际上就是团一级部位的政治处主任 编者注

七、 四渡赤水

当我们在遵义附近休整时，蒋介石已来到四川重庆坐镇，调集了自己嫡系部队和湖南、四川、云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准备在红军向北移动接近长江时来个迎头阻击。此时，集结在遵义地区的红一方面军，虽仍有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四个军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已不足四万人，与敌人的兵力之比是一比十。红八军团是从中央苏区最后出来的一支部队，一直担任着中央红军的后卫。前面走不动，敌人上来了，这就非打不可，它一路打仗，一路抵抗，一天走不多远。到湘江战役结束时，整个军团只剩下还不到一半的人，以后被编入一军团。还有一个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从江西出发时，约有六、七千人，等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了千把人，以后被编入了红一军团。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左右，我们刚刚在遵义休整了五天，就接到命令，要部队继续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一月十七日，我们攻占了桐梓城。桐梓城不大，但却是众多贵州军阀的栖身之地。他们仓促逃跑前金银财宝没来得及都带走，我们在那里没收了大量的黄金和银元，好好地充实了一下我们的财库。

就在桐梓，谭政向我们简单传达了这次行动的任务：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到什么地方去会合，他没有向我们再作详细的交代。

一月十九日，红一师部队从桐梓出发，经松坎向东皇殿前进。然后绕道土城，向旺隆场方向急进，任务是为整个中央红军打开通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了离赤水县城只有三十里的黄坡洞，虽然连日来队伍一直在日夜兼程，走得很急，人也很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正当大家情绪高涨地准备去赤水县城宿营时，突然与国民党川军章安平旅遭遇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旅是来增援土城的。土城原是王家烈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已被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三军团的队伍包围了。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被击溃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川军的郭勋祺旅和潘佐旅赶到了，就在青松坡一带，与我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形势危急，军委毛泽东、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亲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军委命令我们一师部队无论如何要抗击住章安平旅，阻止他们增援土城。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贵州军阀的队伍能打，战斗力强得多。我们一师的三个团在黄坡洞摆开战场，抗击了三天，但由于敌人已先于我们占领了两面的高山，三面包围了我们，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只得在坚持到第三天黄昏时，撤出了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久战显然对我不利。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向西渡过赤水河。一月二十九日天亮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前进。经过这一仗，中央红军到达扎西时，根据现有资料，大约只剩下了三万人。

我们是最后一批渡过赤水河的部队。那天我一师部队接到后撤命令，立即返回土城场和元厚场，然后向西来到赤水河边。待整个中央红军全部过河后，我们也开始了渡河。渡河的顺序是，一团、二团在前面，师直属队和三团在一起。这时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离开了部队，队伍交由参谋长耿彪带领。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找他们谈话去了。待三团一过河，浮桥就被拉上岸毁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过河以后，我们师直属队跟着三团向古蔺前进。这天下午，下起了毛毛雨，山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刚刚走到大坝，国民党的四川地方军就对我们发起了突然袭击。我当时正跟着供给部、卫生部的骡马担子走。仗一打起来，三团就拼命向着战场跑步前进，而我们师直属队则慢吞吞地走不动。我心想，这下可糟了，前面已经没有了部队，敌人一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看到敌人已经快上来了，就催着大家拼命往前赶。我还想把一些铜锅都扔掉，但伙房的同志不愿丢，硬是把锅抬了过来。好在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没有敢追。眼看着天黑了下来，就找了个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三团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回头来找到我们，连声说：”头天晚上没有把你们掩护好，要是把你们丢了，我们真还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说没关系，敌人没有上来。不过，接着我又说：”你们的队伍打仗走得那么快，我们挑着行李担子走不动，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敌人上来，我们全得当俘虏。”

黄永胜、林龙发再一次表示歉意，并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们打土豪时搞了许多腊肉，要送给我们一点。我谢了他们，说：”我们吃包谷，把你们这些腊肉转送给师首长吧!”

我们与师部会合后，李聚奎、赖传珠、谭政、耿彪都很高兴，说没想到我把直属队都带过来了，他们还以为直属队被搞掉了呢。我说：”差一点就过不来了，我都看到了敌人上来了。”接着，我把那天的事详细汇报了一遍。

这场虚惊之后，我们继续随着大部队前进，不久到了四川的叙永县。叙永这个地方较为富裕，遍地都是橘子树。我们在这里打土豪、杀猪，改善生活。这段时间内，部队生活普遍的都比较好。

由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会穿过贵州西部而北渡长江，他于二月上旬又调动云南地方军的三个旅到镇雄，以防止我们西进。同时又令川军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过来，令中央军周浑元部向云南扎西猛进。可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在他将军队部署就绪时，中央红军却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二月十九日，我们一师部队奉命在太平渡地区二渡赤水，重新进入了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省。

重渡赤水后，红一师兼程前进，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守敌一个连望风而逃。第二天，红一师部队会同红三军团继续向娄山关疾进。连日的强行军，使得部队极其疲劳，但当大家得知王家烈也正率部前往娄山关，企图据险死守后，我们当即竭尽全力跑步前进，终于比敌人提前几分钟登上了娄山关的顶峰。至此，遵义的大门已经打开，沿途已无险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