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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请假回家未被批准

温坊战斗不久,部队在经龙岗到良村的途径中,在离我家只十五里路的中州宿营。我问谭政,能否让我回家看一看。谭政不同意,说是敌人正向兴国前进,离中州不远了,很可能我家那边已经有了敌人,他不准我回去。

在此之前,我们部队住在广昌时,我曾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说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曾进到宁都,占领了我家乡,抢光了我家的东西,烧光了我家的房子,把家里的人都赶到了山上,使祖母、母亲和几个妹妹、弟弟冻饿而死,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艰苦度日。同时还给我寄来一双布鞋。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想家,想回去见父亲一面,好给他老人家一点心灵上的安慰。

谭政有个小秘书,叫周振华,原是地主的儿子,是我们在吉安打土豪时抓来的。谭政看他人很聪明,是个小学生,字也写得很好,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后来又让他给自己当了秘书,刻钢版印发命令、批示什么的,都是他的事。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他很了解我的心事,就鼓励我说:"回去一下吧,怕什么,去看看嘛!"我奶犹豫,怕弄不好,被敌人抓去了怎么办。他对此不以为然,跟我说:"抓不走的,去吧!"

我又有些动心,让他同我一起再去找谭政委说说。谭政还是不同意,对我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不是不让你回去,是敌人已经进你到你家,在那里修筑工事了,你回去就会有危险,我们要对你负责。再说,你是共产党员、青年科长,到现在还想家,政治影响也不好吧?"

我自从参军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也没怎么想过家。但那几天里却特别想见父亲一面。不准我回家,我心里特别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从此对家里的事不想也不问了。只是把父亲给我寄来的一双布鞋一直背在身上,舍不得穿,算是家里给我的一点纪念品吧!

十三、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温坊战斗结束,我们一师稍事休整后,即向赣西南转移,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到达兴国高兴圩、师子林一带担任防御任务,堵截敌人的"围剿"队伍。高兴圩、师子林的两边是高山,中间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这个丘陵地带就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一师的几个团就守在这一线。

八月下旬,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部队进入阵地后,我们白天休息,天一黑就忙于构筑工事,一直干到天亮,为了构筑工事,我们拆除了周围的民房,砍掉了山上的树。除部队外,地方的赤卫队和群众也参加了构筑工事。就这样,我们整整忙了十多天,在修好的工事内,我们准备了粮食和水,还准备了大量的石头,以补充子弹和手榴弹的不足。

敌人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推进到了离阵地只有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除留少数部队在后面外,各团的主力都进入了阵地。敌人每天只前进两公里,每前进两公里即停下来构筑工事。因此,虽然只相距十公里路,但五天后才进到我们工事前。

九月初,在步兵掩护下,敌人的一个炮兵旅开始构筑炮兵工地,开始零星炮击,同时还用飞机向我们的阵地投掷炸弹。每天持续不断。由于我们的工事比较坚固,损失不大。不过,敌人炸毁了一些村庄,使群众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当时我们在苏区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所到之处找不到群众,得不到我们的消息,弄不清我们的实力和兵力部署。九月十日,国民党军约五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采用纵深配置,开始向我们实行侦察性的攻击,力图摸清我们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到九月二十日左右,敌人终于摸清了我们的工事情况,便开始向我们发起进攻。

第一次攻击,敌人正面两个师、左右各一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主要攻击我一师一团的阵地。从早晨起,敌人便连续向一团阵地发起攻击。在团长扬得志、政委符竹庭的指挥下,一团奋勇反击,敌人死伤成堆,第一次攻击失败了。我们白天不能出去,因为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我们就晚上出去到阵地前去搜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搞到了不少,甚至还有机关枪。

敌人经过三天的准备,又向我们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先是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大量的炮火轰击我们的阵地,最后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以步兵向我们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又被我们击退了。那天晚上,我们又出去搜集了不少枪支弹药。

三天后,国民党军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次他们集中力量打一点,还是主要攻击我们一团的阵地。一团最后靠同敌人拼起刺刀,才终于打垮了他们的这次进攻。

第四次,敌人集中力量向我左翼的二团发动攻击。虽然敌人的飞机、大炮把二团的工事摧毁得很厉害,但在二团的奋勇反击下,敌人的这次进攻还是被打退了。连续四次进攻均被我们击退,国民党军伤忘较大,不得不休整一个星期。我们抓紧这段时间,修复工事,补充粮食给养和弹药。

到十月上旬,敌人又集中了六个师的兵力,在两个炮兵旅的火力掩护下,向我们阵地压来。那天从拂晓开始,先是大批飞机轰炸、侦察、继而以排炮射击。打到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的工事大部分被摧毁,部队伤亡很大,营长、连、排长大多阵亡。虽然我们全力和敌人拼杀,但他们还是由两翼攻了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军团部命令我一师迅速后撤,以免全师覆灭。我们全线撤退,连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就一口气跑了三十里。敌人只敢以飞机、炮火跟踪射击。接着,我们一路急行军到达于都附近,在那里暂休整,学习上级发下来的博古的一篇叫作《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但谁也弄不清究竟怎样保卫苏维埃。

这就是我们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完全是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的单纯防御作战。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

52009-02-15 22:04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一、 首渡于都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白天还在一师三团宣讲博古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傍晚回到师部后,谭政告诉我,部队将有新的行动,今晚就要出发,要我跟师政治部一起走,不要再下团里去了。开始出发时,天已全黑,我们也没有向老乡们告别。就这样,我们静静地离开了驻地。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于都河,河上早已架起了浮桥,过桥时只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艰苦卓绝的长征就在我们踏上浮桥的那一刻开始了。

以后才知道,几天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二、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正式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于都河,又叫贡江,河面并不很宽,当时已是深秋,河流也不湍急。前面的工兵营已在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可需要过河的人多,桥面狭窄,组织得又不好,部队过桥速度很慢,等我们全师通过于都河时,已是接近午夜了。

渡过于都河后不久,部队就地隐蔽做饭休息。十月十七日晚,又继续前进八、九十里路,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我们从此离开了几年来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央苏维埃区域。

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强调保密,不仅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就是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战略撤退-长征的开始,就是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师长、师政委以至军团首长,也不完全清楚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要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只有博古、周恩来、李德等少数几个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做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长征。事后才知道,当时的计划是向湘、鄂、川、黔边界地区转移,寻机与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察觉了。他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穷追不舍,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刘建绪、周浑元、李元杰等为下属各路”追剿军”司令,率十六个师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命令陈济棠、白崇禧率五个师在粤北、桂北和湘黔边堵截,同时指令粤、湘、桂、黔各省的军阀和地方民团,在红军行军途中处处设防,节节阻拦,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长征刚一开始,红军就被迫接连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二、 突破四道封锁线

湘粤、湘桂边的安远、信丰一线,是蒋介石部署的第一道封锁线。国民党中央军及广东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在这里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防范极其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所在的红一师三个团,奉命袭占新田。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把敌人赶跑了,但自己伤亡也不少。与此同时,红二师和红三军团也都相继取得了胜利,并且缴获了敌人的大批精良武器和弹药,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胜利的消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都非常高兴。我们师政治部的同志还连夜分散到各团、营里传达胜利消息,以鼓斗志。

十一月二日,谭政向我们传达说,红三军团已在湘粤边界的汝城和城口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行经汝城时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大方向是湖南道县、江华、嘉禾和兰山,准备前进到湘江以西地区。

不久,红军到了广东韶关北的昌乐地区,昌乐是一个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地区,九峰山和大王山高耸入云。这里多雨,山高路窄,黄土路泥泞难行,一脚踩下去,几乎让人抬不起脚,挪不动步。部队行军的速度明显减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

在部队进入山区小道后,拥挤不堪,而湖南、广东的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三面紧逼,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在一路来了,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我所在的红一师正在湖南南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师长李聚奎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带领三团绕道兼程前进,火速赶到全军的最前面,为全军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而一团、二团则交由政委赖传珠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耿彪指挥,继续留在原地抗击敌人。

命令下来以后,谭政见三团有重要任务,就派我去三团帮助工作。我随即带了两个干事来到三团,见到了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总支书记易秀湘,向他们说明是谭政主任派我来帮助工作的。黄永胜他们表示欢迎,要我们三人和易秀湘在一起行动。

之后,我们三人马上分散去各营,向部队说明,我们这次打到”白色区域”的目的,是要以此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好地保卫苏区、保卫家乡。也就是说,还是围绕《一切保卫苏维埃》这篇文章进行工作。但实际上,那时部队已经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

红三团接到开路任务后,火速赶往最前面。此时已是深秋季节,深山老林,天气阴冷,加上绝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单衣单裤, 更觉天气阴冷异常。另外,中央纵队机关队伍庞大,工厂、医院、印刷、出版机关等,甚至连机器设备都一起搬了出来,非战斗人员众多,车辆、骡马、担架挤在一起走不动,敌人飞机一来轰炸就散了。为了尽快给中央纵队打开通路,减少损失,我们战斗部队有时甚至不能停下来做饭,只好饿着肚子前进。在这种又冻又饿、艰苦异常的情况下,死亡、掉队、失散的人员甚多。

为配合我们执行任务,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九峰山制高点-红三军团攻占了良田,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纵队,使我们顺利完成了开路和掩护的任务,并为随后攻占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十五日,我们红三团占领了粤汉铁路上的两个点,宜章和白石渡,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紧接着,红一师师部率一团、二团相继赶到,全师会合,继续向嘉禾、兰山、道县、江华前进。我回到师部,向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汇报了随三团行动的情况。赖传珠政委就让我归队了。

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湘江以西的全州地区,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红军即已踏上征途,就无法隐蔽自己想同湘西贺龙、肖克所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师的愿望。蒋介石了解到红军的动向之后,就命令何键、薛岳、周浑元等部约七十多个团,二十多万人的兵力,会同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十多个团十多万人的兵力,想把中央红军拦截和消灭在全州、兴安和灌县地区的三角地带。

我回到师部后不久,部队就按照上级的部署,来到了湖南的潇水和湘江地区,几乎是以直线向湘江挺进。国民党军有三、四个师在和我们赛跑,要争夺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建有城墙的古城。控制了这个城,就可以控制周边渡口。但当先头部队的侦察兵接近全州城时,发现国民党的何键部队已经占领了全州城。

不过在此之前,红一军团二师的部队已经夺取全州以南的潇水西岸,占领了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道县和渡口,并在湘江上架起浮桥,顺利渡过了湘江。我所在的一师部队接到军团林彪、聂荣臻的命令后,不顾一切,兼程西进,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过了湘江。

这时,何键的二十多万部队已赶到湘南堵截我们,防止我们转向湘西;广西军阀部队约十多万人也在全州、桂林一带集结,阻止我们进广西。敌人的部队差不多都已赶到了湘江附近。虽说我们红一军团已经先一步顺利渡过了湘江,但后续部队已经没有时间渡江了,处境极为险恶,不得不在湘江边上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在湘江两岸我们血战了一个星期,打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仗,我们所有的部队,差不多全都投入了战斗。一军团在最后掩护。别的军团的情况我不清楚,一军团,首先是二师,在进到全州东南三十里路的一个山镇时,遭到敌人十六个团的攻击,我们一师部队在渡过湘江浮桥以后,立即上去和二师一起猛攻敌人的阵地。当时,在湘江西岸的这个狭隘地区内,到处都是枪炮声,战斗全面展开了。我红一师仍是三团在最前面。赖传珠、谭政又派我跟随三团行动。一上去,黄永胜就指挥全团从敌人的侧翼打过去,连续猛攻了六次。最后一次,敌人连续出击,三团几乎快顶不住了,伤亡很大。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一军团全力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机关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所带的一些电台设备、发电机、医疗器械、印刷机等,通通都扔进了湘江,一些较重的枪、炮也都扔进了湘江。当时的湘江边上,到处都是撕得粉碎的文件、书稿,银元和钞票也都丢了一地。不过这样一来,辎重队伍减轻了负荷,部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十二月三日,我们接到队伍后撤的命令。我们三团负责掩护。于是,在黄永胜、林龙发的指挥下,红三团一直坚守在陂田附近,掩护一师、二师撤退。但最后,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上来。黄永胜指挥很灵活,一看形势不妙,就放少数部队在前面抵御敌人,大部分部队撤退了。除了没有来得及掩埋牺牲的同志外,部队大都安全地撤了下来。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根据我看到的现有资料,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大约是八万六千余人。在长征开始后仅仅一个半月,人员就折损过半,其中以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长征开始时,我一师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人了。

三、 红军进入贵州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贵州边境上的通道县城,并在通道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被撤了职的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两广的军阀部队确信红军无意进入他们的地盘,就都掉头回去了,只有薛岳率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继续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这样一来,红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了不少。

进入贵州后,部队就开始了政常行军。部队改为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红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导,我们一师则跟在军团后面作为后卫。

从江西出发以来,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由于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因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经过湘江两岸残酷激烈的战斗之后,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更加混乱,情绪十分低落。在进入贵州以后,谭政就组织师政治部的干部,天天下到团里、营里、连里,去做工作。当时,我带一个小组到三团,彭加伦带一个小组到一团,谭甫仁带一个小组到二团。我们每天要跟着部队行军七、八十里,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向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确是相当劳累。好在当时年轻,都支撑下来了。

下到团里之后,干部、战士提出了很多问题。回忆在湘江战斗中,误入敌人所设的陷阱,部队伤亡重大,掉队落伍减员极多,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负了伤,就只能将他们留在老百姓的家中,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担架,也抬不走,对牺牲的同志也来不及掩埋,更没有办法去通知他们的家属,甚至连开个追悼会的机会都找不到。因为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这些对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影响极大,干部、战士问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去、向哪里前进等等,我们都解释不了,还是老一套,什么”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什么”反攻到’白色区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苏维埃”等等,其实,中央苏区早已不存在了,苏区首府瑞金也已落入敌手,我们已不可能再回江西去了。

我们把这种情况向谭政作了汇报,当时通道会议尚未传达下来,谭政告诉我们,他也不清楚部队究竟要往哪里去。但在他看来现在要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蒋介石已调集了大量军队驻守在湘、鄂边的城步、绥宁、会同、武冈一带,准备拦截我们。尽管红二、红六军团在桃源、常德一带全力发动攻势,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但蒋介石的大部队已经把我们同他们隔断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再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十分困难的。他要我们相信中央、相信军委的指挥,并要我们把这个情况向各团的干部、战士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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